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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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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倉儲制度穩定功能之檢討[1]一、常平倉儲穀量之變動清代各地方常平倉所收貯的倉糧,一般是未去殼的穀子,其種類則因地而異。常平倉儲穀量之變動,可由兩方面加以觀察:一方面是以各省為單位進而觀察全國總儲量之變動;另一方面是以资料較多的州縣來加以比較。前者所需之數字可於清代官書記载中得之,後者則儘可能由地方志中搜集得到。全國總體的觀察可以給我們一個概括的印象,州縣個别的體察除可顯示地方特殊情形外,亦可進而印證總體的趨勢。以下就先討論全國常平倉儲量之變動,再討論州縣個别的變動。清代官書中對於常平倉儲量最完整的記録是《户部則例》卷一八分省表
2、列的數字。這些統計表列出各州縣的數字而未計一府或一省以至於全國的總數。並且,這些數字標明為“額儲”,但未注明是何時之額。根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九○記載,乾隆五十四年(1789)議定的數額,包括奉天府、錦州府、江蘇省、陝西省、甘肅省、廣東省、廣西省、雲南省、貴州省和江西省各州縣的常平倉儲穀量。逐一核對各州縣之細數後,我們發現除江西省有較多數之州縣數字出入較大以外,其他各地則户部則例與《大清會典事例》所記載的數額相同。可知《户部則例》之所謂“額儲”大多是乾隆五十四年之定額,而為後來所沿用者,可以說是清政府所認定的理想數額。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1]本文為于宗先教授主持“清代經濟發展中政府之功能與貢獻”專案計劃之部分成果,承國科會支持,謹此誌之。又本文所用之方志資料是在1974~1976年間在耶魯大學ConciliumofInternationalStudies與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SRC)資助下搜集的,亦謹誌之。那麽,在乾隆五十四年定額的前後,常平倉儲量之變動情形如何?我們從清代官書中找得到的完整的資料是乾隆十三年(1748)與五十四年(1789)兩年各省的數字,列於表一。就各省分别觀察,除盛京以外,關内十八省之中僅有
4、二省(山東和廣東)的儲穀量减少,廣西的儲量未變,其他十五省的儲量則都增加。就全國總儲量而言,則在四十一年中增加35%。如果我們暫時忽略各省儲量的變動而僅就全國總儲量來觀察,那麽另外可以找到屬於乾隆十三年以前和道光十五年(1835)的兩個數字。前者是48118350石,後者是24000000石。[2]相較之下可知,乾隆十三年的總額較之該年以前的總額减少29.7%,而道光十五年的總額又較乾隆五十四年的减少47.6%。在此,我們對於乾隆十三年的數額要略加以說明。乾隆十三年因為米價昂貴,引起了許多議論。[3]乾隆皇帝因衆議以為米貴是由採買
5、過多所致,故下令各省常平倉儲穀量除雲南、陝西、福建、廣東和貴州五省以乾隆年間存穀為定額外,其他各省皆以雍正年間(1723~1735)之舊額67891011121314151617為準。[4]於是乾隆十三年的定額就較前此為少。由此可知,在康熙、雍正年問及乾隆初年,清政府曾不斷地努力於常平倉儲量之擴充。[5]甚至到乾隆十一年(1746)仍因歲豐而下令各省督撫酌量地方情形撥款採買。[6]乾隆十三年定額以前,清代常平倉儲量曾一度達於最高,而該年定額所顯示的减少其實僅是暫時的現象。由表一可以看出,至少直到乾隆末年,常平倉儲量尚維持著增加的趨
6、勢。换言之,在清代康、雍、乾盛世,常平倉儲量不斷地擴充,正反映這個制度曾良好地運行。至於常平倉儲量之减少,到底開始於何年,是難以肯定的。嘉慶四年(1799)的一次諭令中就透露倉穀已有虧缺,因而下令各省督撫加以稽查。[7]到了道光十一年(1831),御史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大清會典事例》(1899年版,臺灣中文書局影印)190:5b,192:8b。[3]參見全漢昇《乾隆十三年的米貴問題》,收在《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1972),547~566。[4]《大清會典事例》190:3b~
7、5a。[5]參見《大清會典事例》191:9b~15b,“豐年備儲”項下各條。由康熙十九年(1680)至乾隆十年(1745),因豐年而撥款買穀存倉之事件,康熙間四次,雍正間五次,乾隆十年以前七次。[6]《大清會典事例》191:5a~b。[7]同上,191:16a。士雲又奏請“飭直省嚴核常平倉儲”。[8]這一清查花了四年工夫才得到結果。這就是上面提到的道光十五年各省常平倉實存的總數。當時户部歸纳倉穀减少之原因,有下列諸項:[9]由以上諸種原因看來,常平倉穀之减少大部分是由於歷年動缺而未買補所致。换言之,常平倉制度之運行已經鬆懈。“各州
8、縣玩視倉儲,既不慎重出納,該管上司復不實力稽查”。在盛世時運行良好的制度,在嘉慶、道光年間已漸露衰態。這種倉穀日絀之情形,到了太平天國之亂以後,就更顯出空虚,乃至於連倉廒都根本毁壞不存的實况。再就各地的情形來看,在資料許可的範圍内僅能得到若干不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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