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倉儲制度穩定功能之檢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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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倉儲制度穩定功能之檢討[1]一、常平倉儲穀量之變動清代各地方常平倉所收貯的倉糧，一般是未去殼的穀子，其種類則因地而異。常平倉儲穀量之變動，可由兩方面加以觀察：一方面是以各省為單位進而觀察全國總儲量之變動；另一方面是以资料較多的州縣來加以比較。前者所需之數字可於清代官書記载中得之，後者則儘可能由地方志中搜集得到。全國總體的觀察可以給我們一個概括的印象，州縣個别的體察除可顯示地方特殊情形外，亦可進而印證總體的趨勢。以下就先討論全國常平倉儲量之變動，再討論州縣個别的變動。清代官書中對於常平倉儲量最完整的記録是《户部則例》卷一八分省表

2、列的數字。這些統計表列出各州縣的數字而未計一府或一省以至於全國的總數。並且，這些數字標明為“額儲”，但未注明是何時之額。根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九○記載，乾隆五十四年(1789)議定的數額，包括奉天府、錦州府、江蘇省、陝西省、甘肅省、廣東省、廣西省、雲南省、貴州省和江西省各州縣的常平倉儲穀量。逐一核對各州縣之細數後，我們發現除江西省有較多數之州縣數字出入較大以外，其他各地則户部則例與《大清會典事例》所記載的數額相同。可知《户部則例》之所謂“額儲”大多是乾隆五十四年之定額，而為後來所沿用者，可以說是清政府所認定的理想數額。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1]本文為于宗先教授主持“清代經濟發展中政府之功能與貢獻”專案計劃之部分成果，承國科會支持，謹此誌之。又本文所用之方志資料是在1974～1976年間在耶魯大學ConciliumofInternationalStudies與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SRC)資助下搜集的，亦謹誌之。那麽，在乾隆五十四年定額的前後，常平倉儲量之變動情形如何?我們從清代官書中找得到的完整的資料是乾隆十三年(1748)與五十四年(1789)兩年各省的數字，列於表一。就各省分别觀察，除盛京以外，關内十八省之中僅有

4、二省(山東和廣東)的儲穀量减少，廣西的儲量未變，其他十五省的儲量則都增加。就全國總儲量而言，則在四十一年中增加35％。如果我們暫時忽略各省儲量的變動而僅就全國總儲量來觀察，那麽另外可以找到屬於乾隆十三年以前和道光十五年(1835)的兩個數字。前者是411850石，後者是XX000石。[2]相較之下可知，乾隆十三年的總額較之該年以前的總額减少29．7％，而道光十五年的總額又較乾隆五十四年的减少47．6％。在此，我們對於乾隆十三年的數額要略加以說明。乾隆十三年因為米價昂貴，引起了許多議論。[3]乾隆皇帝因衆議以為米貴是由採買過多所致，

5、故下令各省常平倉儲穀量除雲南、陝西、福建、廣東和貴州五省以乾隆年間存穀為定額外，其他各省皆以雍正年間(1723～1735)之舊額為準。[4]於是乾隆十三年的定額就較前此為少。由此可知，在康熙、雍正年問及乾隆初年，清政府曾不斷地努力於常平倉儲量之擴充。[5]甚至到乾隆十一年(1746)仍因歲豐而下令各省督撫酌量地方情形撥款採買。[6]乾隆十三年定額以前，清代常平倉儲量曾一度達於最高，而該年定額所顯示的减少其實僅是暫時的現象。由表一可以看出，至少直到乾隆末年，常平倉儲量尚維持著增加的趨勢。换言之，在清代康、雍、乾盛世，常平倉儲量不斷地

6、擴充，正反映這個制度曾良好地運行。至於常平倉儲量之减少，到底開始於何年，是難以肯定的。嘉慶四年(1799)的一次諭令中就透露倉穀已有虧缺，因而下令各省督撫加以稽查。[7]到了道光十一年(1831)，御史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大清會典事例》(1899年版，臺灣中文書局影印)190：5b，192：8b。[3]參見全漢昇《乾隆十三年的米貴問題》，收在《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1972)，547～566。[4]《大清會典事例》190：3b～5a。[5]參見《大清會典事例》191：9b～15

7、b，“豐年備儲”項下各條。由康熙十九年(1680)至乾隆十年(1745)，因豐年而撥款買穀存倉之事件，康熙間四次，雍正間五次，乾隆十年以前七次。[6]《大清會典事例》191：5a～b。[7]同上，191：16a。士雲又奏請“飭直省嚴核常平倉儲”。[8]這一清查花了四年工夫才得到結果。這就是上面提到的道光十五年各省常平倉實存的總數。當時户部歸纳倉穀减少之原因，有下列諸項：[9]由以上諸種原因看來，常平倉穀之减少大部分是由於歷年動缺而未買補所致。换言之，常平倉制度之運行已經鬆懈。“各州縣玩視倉儲，既不慎重出納，該管上司復不實力稽查”。

8、在盛世時運行良好的制度，在嘉慶、道光年間已漸露衰態。這種倉穀日絀之情形，到了太平天國之亂以後，就更顯出空虚，乃至於連倉廒都根本毁壞不存的實况。再就各地的情形來看，在資料許可的範圍内僅能得到若干不太完整的圖像。大多數地方志雖然都有倉儲的記録，所記的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