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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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早期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商周青铜器饕餮纹图像为例黄厚明【作者简介】黄厚明，美术史博士，清华大学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84【关键词】问题意识/方法论/中国早期艺术史/饕餮纹图像/艺术考古问题意识是科学研究的灵魂，而问题的提出及解答则取决于研究者采用何种方法论范式。由于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总是与特定的本体论、认识论相连，故运用跨学科理论和方法从事科学研究时，必须立足于特定学科的认知逻辑范式并据之作出相应的调适。文章以商周青铜器饕餮纹图像研究为例，就中国早期艺术史研究中的图像分类、图像命名、图像阐释、图像功能所涉及到的一些方法论问题

2、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反思，以期在当下多维交叉的跨学科语境中关注和加强中国艺术史学理论范式和学科话语的建设。中图分类号：J120.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568(2006)04-0088-13   引言   20世纪是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发生巨变的时代。它对艺术史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并极大地改变了传统艺术史学的面目：一方面，随着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不断更新和移迻，作为单一文化性状的“艺术作品本位的历史”逐渐代之以多元文化性状的艺术史格局；另一方面，由于“问题史学”的勃兴，艺术史的研究对象也在不断拓展，原先不被关注的诸如民间的或无名的作品也被纳入到

3、观照的视域，①艺术史的边界趋于模糊。理论、方法的移迻及研究对象的拓展，大大促进了艺术史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凸现了艺术史学的“危机”。1982年，美国《艺术杂志》曾以“艺术史学科的危机”为题，对艺术史学科的现状展开了讨论。美国艺术史学者亨利·泽尼尔(HenriZerner)教授将这个“危机”主要归结于艺术史研究对象的扩展，由此，他特别提到“艺术史需要反思学科研究的对象”，声称这是一个“当务之急”。②诚然，当艺术史研究不再倾情于“美的作品”时，原先的学科品质难免不会受到挑战。但在根本上，导致艺术史学科“危机”不是或者主要不是学科对象本身，而是研究对象

4、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因为艺术史研究的科学性不是由研究对象而是由方法论决定的。由于不同的方法论范式总是与特定的本体论、认识论相关联，故艺术史学在挪移、借用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时，不可避免地要立足于自身学科特定的认知逻辑范式，并据之作出相应的调适。作为探询和研究问题的一种思维程序，“方法理论仅是分析‘问题’的工具而已。做学问要学问‘问题’，……有新问题需要用新工具、新假设(hypothesis)来求证。如果‘工具’、‘假设’不适用，我们还需要改进工具来解决问题。”③在本文中，我将以商周青铜器饕餮纹图像研究为例，就中国早期艺术史研究所涉及的一些方法论问题作一阐析，希冀

5、引起学界同仁对相关议题的关注与检思。   一、类型与图式：图像分类的两种路径   研究早期历史图像，类型学(typology)方法通常是不可或缺的。作为近代田野考古学得以学科化的重要方法论支柱，类型学源自于生物分类法。最先将这一方法应用于考古学领域的，是丹麦古物学家汤姆森馆长。1836年，他在《国家古物指南》一书中，通过对古物制作材料并结合形制与纹饰的比较分析，建立了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的序列学说（即著名的“三期说”）。④19世纪下半期，随着考古出土材料的激增，考古学家逐渐意识到考古实物遗存在地理空间上的文化差异，这使得原先那种旨在描述遗存和排定它们在博

6、物馆展览位置的“描述性分类”逐渐让渡于“年代性分类”，并最终导致作为“标准化石”的器物分期模式式微。至20世纪，考古学方法论发展的焦点始终围绕“类型学”展开，并极大程度地塑造了今天考古学的面貌。张光直教授归结了其中两次重要的变化：一次发生在20世纪上半期，考古学家由仅仅关注单一器物的类型到把它视为人类行为的遗存之一；另一次发生在20世纪下半期并在当下继续发展，考古学家开始将一群考古遗存视作文化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早期的“历史分类”也就被“系统分类”取而代之。⑤从认识论角度审视，上述两次变化皆与“功能主义”认知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考古遗存只有在一

7、个与“人”有关的系统中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换言之，对于考古学而言，仅凭摆弄考古遗存是不够的，考古学家必须将其视为理解制造、使用、废弃它们的“人”的一种手段。这种“以物见人”思维方式的转变，不仅使“类型学”成为人们研究人类行为和历史的一种系统的、具有内在连续性的严密的理论工具，而且也使考古学由对古代遗存的机械研究上升为一门真正的人文科学。   然而，“类型学”方法一旦移用到艺术史研究领域，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类型学是考古学家对文化遗存进行描述和年代分类逐渐建构、发展起来的，它根植并服务于考古学复原和重建人类过去这一终极目标，而对于艺术史学而言，类型学的价值何在？

8、继之而起的便是另一种困惑：倘若类型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