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超级女声”到“性别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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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超级女声”到“性别政治”论文摘要：本文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检视2005“超级女声”文化现象。女性作为“他者”长期以来处于男性创造的二元对立的一端，其形象的建构按照男性的设定。“超级女声”的公众评选结果显示女性开始恢复自主审美的标准，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对于性别政治的反叛，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大众媒介聚拢形成的“事件公众”难以成为政治民主的真正主体。2005年湖南卫视策划的“快乐中国——超级女声”节目在中国吸引了上千万的电视观众，由此也引起了很多学者对此文化现象的关注。按照丹尼尔戴扬（DanielDayan）和伊莱休卡茨（ElihuKatz）对“媒介事件”的定义“‘竞赛’

2、、‘征服’、‘加冕’，此类事件……虽互有区别，但为电子媒介展示其唤起广泛而同期的注意，以讲述一个始发的时事故事的独特潜能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1.freele)，当然也决定着该时代人们认识事物、解构文本的思维方式。福柯进一步说“认识或思想方法不是由人、而是由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推理结构所决定”。在福柯的语境中，这样的推理结构作为时代的精神中枢时刻在影响着人们的表达和思考，人们无法把他们知道的和用于表达的话语结构区分开来。由此，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语言并不能忠实无误的充当人与世界的媒介。这种怀疑有学者称之为语言的“再现危机”或是“语言学转向”(TheLinguisticTurn)。更为形象

3、的说法来自哲学家理查德罗蒂：传统形而上学视语言为反映自然的一面镜子，而“语言学转向”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结果，就是使这面镜子不可回复的破碎了7。换句话说，人们对于作为外部世界的“再现”工具的语言永远失去了信任。从此，语言的功用被多元化，语言越来越被视为是一种社会文化与权力实践的形式。所谓“他者”之再现，即是透过”他者”论述所生产的知识与意义。”他者”并不是某种自然或先天的规定，而完全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或者说是话语叙述建构的结果。英国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认为我们在生活世界中一直在将人归类，但在这些无数类目化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却被划归为与我群存有差异的

4、“他者”。这种“他者”化的过程包含若干同时的进程，我们可称之为“贴标签”(labeling)，或是所谓的刻板印象化(stereotyping)的过程，而这些类目都是在某一条既有的文化脉络中形成的。在西方文化脉络中，经常被主流媒体用来区分差异的类目大致上包括阶级、性别、年龄、国别、种族、语言团体、性偏好等，这些类目明示或暗示的将人群分为中产阶级／劳动阶级、男性／女性、成年／老年／青少年、本国人／外国人、主流族群／少数族群、国语团体／方言团体、异性恋者／同性恋者等。这些类目一旦形成就意味着在社会中本来混沌的人群立刻被贴上了种种勾联丰富具体的文化意涵和概念联想的“标签”，从而被清楚而永久

5、的区隔开来。如同霍尔所说，这种对人的分类方式当然不能视作为是中立的，又因为这些类目中的一部分人又恰好支配再现各类角色的媒介机制，于是被归在类目另一边的人就没有选择的成为“他者”了。在将一部分人类目化、标签化为”他者”的同时，刻板印象化的再现操作也开始了，操作方式是将这些类目化约成若干简化的、本质上的特征，并将其放大且固定下来。如同霍尔所说，透过刻板化印象，个体之间的某些差异被化约(reduces)、本质化(essentializes)、自然化(naturalizes)与固定化(fixes)9。而这些差异被突出的同时，也预设了我群与他者、正常与异常、主与从、可接受与不可接受、合理与不

6、合理、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分，一旦这种二元化对立形成，就被约定俗成而不易改变。换言之，这种刻板印象化一旦形成之后就是封闭而排他的，所有无法归类的，或是介于二元对立之间的，为避免可能威胁到这二元区隔，任何这类因素都会被以各种方式隐匿或排除。这时，大众传媒再现任何社会角色的形象时就可自然而轻易的将特定个体加以类目标签化(categorylabels)，就如同简化的逻辑三段论一样，某一特定个体被归类于某一种人，也就同时预设他拥有那些简化、本质化的特征。“他者”的再现既然涉及了权力的关系，也涉及我群认同的建立，那么进一步就是召唤“主体”了，也就是所谓追问支配的”他者”论述结构的“发言人”。对福

7、柯而言，话语在生产知识与意义的同时，也同时生产了主体，透过论述再现“他者”的同时，也同时再现了居发言位置的主体，就如同专供男性阅读的女体摄影，作品的对象全为女性，亦即在这里女性作为”他者”被再现，也同时再现了居主体位置的男性摄影师、出版商与读者。可以说，透过对发言位置的占有，巩固了我群与”他者”成对立，也巩固了权力本身。反观女性作为“他者”在男权话语编织的社会文化结构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身体的书写。人类文明的进程似乎也伴随着身体的解放，但是这种解放是不彻底和模棱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