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废墟”的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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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走出废墟”的文学？论文.freelcDougall的cDougall——我们受惠于其对赵振开诗歌和小说圆熟的翻译，认为王奇是“赵振开小说中非常愚钝的形象”（《赵振开的小说》，第119页）。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知识分子与农民象征性的相遇，而非它对人物肖像的写真。）就我的目的而言，我更愿意通过考查与他相遇的人的身份和他们之间的阶级关系来探究故事结尾所隐含的更为宽广的意义，而不是尽力去弄清其个人动机。直至结尾，叙述始终聚焦在王奇反思和外化于荒凉景象的主观状态，以及他在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过程中

2、对于流逝时间的感悟。孤儿的突然出现，可能提醒他一旦死去其女儿将成为什么，召唤他弃死求生。她太小了，在述说狡猾的兔子对一种特殊的青草的偏好和父亲的死因时，都表现得天真无邪。她的身份意味着她既是农民阶级的一个成员，又是一个次等的“他者”。而直到那一刻，王奇一直都对自己和中国历史感到绝望，此时与农家小姑娘的相遇唤起他对她的怜悯和同情；他意识到她的困境也许比他的更糟，尽管她对此一无所知，几乎也一无所示。（注：对这一场景的解读为赵振开自己所证实。1993年11月16日，他访问我在密歇根大学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班

3、，在回答一位学生有关他写这一场景时想法如何的提问时，他说他已经忘记了，但“作为一个读者进入这一场景”，他相信孩子的处境使教授认识到，农民的遭遇远比他自己的糟糕。）父亲的惨死是由于他偷了食物，而食物是农民在残酷的生存中终年为之劳作的成果。此时此刻，这种对他们命运的提示本身就充满了讽刺意味，因为毕竟“反动的”知识分子王奇正在遭受“群众专政”的迫害，而“群众专政”正是以农民名义进行的一种革命。从阶级相遇的视点来看，《在废墟上》最后的场景迎合了长时间缠绕在中国传统与当代的意识形态中的至关紧要的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

4、的主题。他们是受难的伙伴，农家小姑娘和中年男性知识分子共同为历史的灾难所诱陷。当他们相遇的时候，共同的命运可能使他们相互影响，但没有，正像故事所着重强调的那样，他们平等相遇。知识分子一直也显然必须是意识，自我，其所属阶级、时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中心。一旦这种意识成为其所肩扛的沉重负担，它也就包含了超越的可能性。更早一点，当思索中国历史的废墟和自己人生的终结时，他想到他的著作，从中获得些许的慰藉。这些著作会拯救他，尽管它们正受到批判，但将来总会有用的。他具有“说出他的思想，并把它们写下来”的能力，因而他能

5、够期待“另一种生命”，一种也许能超越死亡而不被他人所认可的生活。他被赋有表达的特权，因为他拥有道德和知识，有能力既反思他自己也反思农家小姑娘的处境，并对其遭遇报以同情。她的从属地位，她的天真和无辜，被她既是女性又是孩子的事实所强化。即使她的出现和她的困境给了这个知识分子的生命以决定性的一击——结尾处他朝着“她消失的方向”走去，这暗示了他们的命运更紧密相连的可能——但她仍被描绘成单纯的无知者。如果她真的拥有自我反思的能力，她也似乎没有能力把它表达出来。两个人物之间的差异不仅取决于他们在年龄和经验上所存在的

6、鸿沟，而且取决于他们的“阶级性”。他们都是受难者，都承受着刚刚失去身边人的痛苦——小姑娘的父亲因为偷食物被毒打致死，王奇的同事被拷打致死是因为他的西方学术背景。每一种暴力结果都事出有因——一个是因为饥饿和贫穷，另一个是因为知识分子身份——也就是“阶级特性”。知识分子/农民的等级（阶级）关系也反映在叙述话语层面。绝大部分故事是由一个第三人称叙述者讲述的，他紧紧追随主人公王奇的脚步，走向夏宫的废墟，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往返于观察、回忆与沉思之间。但是这种叙述姿态因农民/孩子的闯入而发生了变化。由于两个人物相互

7、制约，叙述者回撤，与叙述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观察并记录他们的行动和对话，并不奢望介入这次关键相遇中两人的思想感情。此前，叙述一直在主人公的主观状态中进行，而现在，直至故事临近结束，王奇还有他所相遇的“他者”都被客观化了。似乎叙述只能集中在这个人物身上，或者与这个人物保持一致。这个人物自含尚待展开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是可以通过移情作用进入的。小说在收束处讲述的是知识分子的故事；也许唯有他的故事才是实际上能够被讲述的故事。叙述位置转向故事事件的表层，略去了对王奇生死抉择的根本原因的任何解释；我们不知道，他的决

8、定在多大的程度上与那位农家小姑娘及其困境真正相关，小说的结尾充斥着一种神秘而不可捉摸的气氛。然而，正是这种叙述的限制使文本的最后一段情节具有了多重意义的可能性。这种多重意义把我们导向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分歧之中，而这种分歧是模糊和复杂的。《在废墟上》写于1978年，它第一次对两年前随毛泽东辞世结束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进行评说。“十年灾难”，在意识形态狂热的驱策之下，大规模自我毁坏的放纵走向极端，共产主义革命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