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社会文化暨元世祖忽必烈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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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代社会文化暨元世祖忽必烈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论文联盟.L.编辑。20004年8月21日“元代社会文化暨元世祖忽必烈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8月24日，会议在河北师范大学（石家庄）举行了最后的大会发言和闭幕式。这次会议由南开大学、北京联合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元史研究会共同主办。会议有三个主要议题：元代社会史、文化史、元世祖忽必烈研究。以下按这些专题做简单介绍。一元代社会史研究族群关系：元朝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社会，萧启庆（清华大学•台湾新竹）的《元代多族士人网络中的师生关系》以师生关系为主干，论述了蒙古、色目族群中

2、士人群体的形成及其与汉族士人在文化上频繁的互动关系。饭山知保（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用地域史的研究方法，结合大量石刻资料，探讨了金末元初蒙古统治在华北确立过程中汉地精英层的变化以及他们和蒙古的关系，指出这一阶段不同地区历史变迁的不同面貌（《蒙元统治与汉地地方精英层的变动——以山西忻州定襄县的事例为中心》）。洪丽珠（清华大学•台湾新竹）以《至顺镇江志》为主要资料，通过统计的方法分析了镇江路及其所辖州县的长官、佐贰官的族群组成，论述了元朝在江南地区进行统治的特点（蒙元镇江路官员的族群分析刍议——地方基层统治文化的讨论）。张沛之（天津师

3、范大学）的《元代汪古马氏的汉化问题》通过社会交往、诗文作品、礼俗、信仰等方面分析了汪古马氏的汉化倾向。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刁培俊（南开大学）在《试论元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兼与宋代的比较研究》中从元朝乡、都等乡村行政管理体系、乡村家族与宗族、乡村中的游离分子等几个方面讨论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过渡阶层，指出这些社会群体对于社会控制的重要意义。许守泯（成功大学••台湾？）从士人网络的角度对元代浦江郑氏的经营发展做了详细的研究（《江南第一家：元代浦江郑氏的发展及其士人网络》）。吴小红（江西师范大学）注意到江西抚州地方势力在进入元

4、代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指出当地政府中有大量官员出自平民，这可以从元代官制、抚州的地方性来进行解释（《元代布衣阶层的兴起——以抚州路为中心的探讨》）。社会经济：孟繁清（河北师范大学）的《元代的契本》将儒学与士人的研究：王建军（华南师范大学）的《教育与政治：元朝国子监创办之争》分析了至元前期设置国子监的经过，指出汉族官僚集团坚持设置国子监是为了坚守汉法文治的政治方向。沈仁国（江苏教育学院）用丰富的史料对元延祐年间的进士做了考证，并对钱大昕《元进士考》的性质做了新的说明（《元延祐进士再探》）。元代儒士是儒学的积极传播者，周鑫（南开大学）以抚州儒士为主，分

5、析了仁孝思想得以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原因（《出处进退必有道——宋元之际抚州儒士研究》）。士人中的“隐士”引起了学界较多关注，本次会议有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许佳君（河海大学）《元朝前期北方的汉族隐士》、申万里（武汉大学）《元代江南隐士考述》分别研究了元代北方、南方的隐士问题。申万里从隐士特征、谋生手段、心态、社会活动、社会地位等方面对江南隐士做了深入研究。高荣盛（南京大学）则注意到元代士人积极入世的方面，他通过对元代“游士”北上自荐，求取功名的分析，揭示了元代文化史另一个复杂侧面（《元代“游士”论》）。张斐怡（清华大学•台湾新竹）从《

6、录鬼薄》、《青楼集》入手，论述了元杂剧的创作群体和消费群体，分析了元代士人的生活状态和创作活动（《创作与消费——元代杂剧文化中的士人生活》）。部分会议论文研究了元代儒学的重要人物。刘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遗民张本事迹考》考证了金末儒士张本的生平和寄予遗民思想的作品。张帆（北京大学）从刘因《退斋记》入手，考证了刘因对许衡的抨击确为事实，指出两人思想上的深刻矛盾可以从人生经历、性格、思想和政治背景等方面找到原因（《〈退斋记〉与许衡、刘因的出处进退——元代儒士境遇心态之一斑》）。王梅堂（国家图书馆）通过对赵孟頫与西域籍大臣的文化交往探索了当时以儒学

7、为核心的文化交流（《元人赵孟頫与朝中西域籍大臣》）。元代宗教：宗教史的研究是本次会议的热点之一。在佛教方面，陈育宁、汤晓芳（？）研究了蒙古统一战争前后西夏的藏传佛教（《13世纪蒙古统一战争与藏传佛教》）。乙坂智子（日本横滨市立大学）的《西藏佛教与元代汉族社会》也对元代藏传佛教进行了研究，重点分析了杨琏真加掘毁宋朝帝陵的事件及其对汉人的影响。马明达（暨南大学）从诗文、佛道关系等方面研究了元初少林寺长老性英（《金末元初的少林寺长老性英粹中》）。王頲（暨南大学）的《清凉着奇——五台山与元代的佛教崇奉》以五台山为中心，论述了五台山在元代宗教活动和生活生活

8、中的影响。在伊斯兰教方面，姚大力（复旦大学）对元代泉州清净寺碑碑文做了比勘和复原（《元代泉州清净寺碑的文本复原》）。杨晓春（南京大学）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