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社会文化暨元世祖忽必烈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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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代社会文化暨元世祖忽必烈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族群关系：元朝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社会，萧启庆（清华大学•台湾新竹）的《元代多族士人网络中的师生关系》以师生关系为主干，论述了蒙古、色目族群中士人群体的形成及其与汉族士人在文化上频繁的互动关系。饭山知保（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用地域史的研究方法，结合大量石刻资料，探讨了金末元初蒙古统治在华北确立过程中汉地精英层的变化以及他们和蒙古的关系，指出这一阶段不同地区历史变迁的不同面貌（《蒙元统治与汉地地方精英层的变动——以山西忻州定襄县的事例为中心》）。洪丽珠（清华大学̶

2、6;台湾新竹）以《至顺镇江志》为主要资料，通过统计的方法分析了镇江路及其所辖州县的长官、佐贰官的族群组成，论述了元朝在江南地区进行统治的特点（蒙元镇江路官员的族群分析刍议——地方基层统治文化的讨论）。张沛之（天津师范大学）的《元代汪古马氏的汉化问题》通过社会交往、诗文作品、礼俗、信仰等方面分析了汪古马氏的汉化倾向。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刁培俊（南开大学）在《试论元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兼与宋代的比较研究》中从元朝乡、都等乡村行政管理体系、乡村家族与宗族、乡村中的游离分子等几个方面讨论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过渡阶层，指出这些社会群体对于社会控

3、制的重要意义。许守泯（成功大学••台湾？）从士人网络的角度对元代浦江郑氏的经营发展做了详细的研究（《江南第一家：元代浦江郑氏的发展及其士人网络》）。吴小红（江西师范大学）注意到江西抚州地方势力在进入元代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指出当地政府中有大量官员出自平民，这可以从元代官制、抚州的地方性来进行解释（《元代布衣阶层的兴起——以抚州路为中心的探讨》）。社会经济：孟繁清（河北师范大学）的《元代的契本》将文献记载与黑城出土的元代契本残件相结合，论述了元代的商业税收制度及其社会影响。赵华富（安徽大学）集中讨论了明抄本《婺源茶院

4、朱氏家谱》中的元代契尾，对它的标题、年代、文字做了说明（《〈元代契尾翻印件的发现〉三点说明》）。王秀丽（华南师范大学）的《元代文人笔下的江南贾客》一文利用大量元人诗文集、笔记的资料对元代江南地区商人的活动及其日见增长的社会地位做了论述，颇有新意。社会生活：吴海涛（安徽阜阳师范学院）注意到自然灾害对社会生活造成的重要影响，指出元代黄河水患造成皖北地区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秘密宗教的流行（《元代河患与皖北社会》）。周萍萍（南京晓庄学院）利用来华外国人的记载，讨论了元代的酒文化（《蒙元时期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饮料——酒》）。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王风雷研究了

5、元朝政府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元代野生动物保护法再探》）。婚姻与妇女问题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王晓清（武汉电视台）的《元代赘婿婚制述论》讨论了元代比较常见的赘婿婚制，对出舍女婿、养老女婿等类别进行了研究。马彩霞（河北师范大学）论述了元代和尚娶妻的现象，从教义、物质生活等方面分析了原因（《试论元代和尚娶妻现象普遍的原因》）。谭晓玲（首都博物馆）的《元代列女人数之分析》指出《元史•列女传》中列女数量的提升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修史者的观念、元代的社会变乱和妇女的从众心理等等。二元代文化史研究通贯的文化问题：陈高华（中国社会科学

6、院）在《元代出版史略论》中指出元代的书籍出版比较自由，没有严格的管制。蒙古国时期的编修所、经籍所不是元代出版事业的开端。该文对《元史艺文志》、《元史艺文志辑本》的优缺点做了评论。白翠琴、杜倩萍（中国社会科学院）从蒙古习俗与汉地传统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元朝的皇家建筑，讨论了藏传佛教、中亚和西亚文化对元朝居住文化的影响（《论蒙古统治者居住理念的演变及元朝建筑特点》）。杨硌堂（南开大学）提出对于元代文人绘画中体现的“士气”不应仅从“书法入画”的技术范畴来理解，而要从画家心理层面的精神追求来把握（《元代文人画士气精神论略》）。儒学与士人的研究：王

7、建军（华南师范大学）的《教育与政治：元朝国子监创办之争》分析了至元前期设置国子监的经过，指出汉族官僚集团坚持设置国子监是为了坚守汉法文治的政治方向。沈仁国（江苏教育学院）用丰富的史料对元延祐年间的进士做了考证，并对钱大昕《元进士考》的性质做了新的说明（《元延祐进士再探》）。元代儒士是儒学的积极传播者，周鑫（南开大学）以抚州儒士为主，分析了仁孝思想得以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原因（《出处进退必有道——宋元之际抚州儒士研究》）。士人中的“隐士”引起了学界较多关注，本次会议有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许佳君（河海大学）《元朝前期北方的汉族隐士》、申万

8、里（武汉大学）《元代江南隐士考述》分别研究了元代北方、南方的隐士问题。申万里从隐士特征、谋生手段、心态、社会活动、社会地位等方面对江南隐士做了深入研究。高荣盛（南京大学）则注意到元代士人积极入世的方面，他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