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视角看《诗大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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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儒家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视角看《诗大序》提要：从先秦到两汉，儒家士人一直努力将儒学提升为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一目标到了汉代算是基本上达到了。但是儒学被定于一尊之后，社会的情形并不像儒家原来想象的那样美好，并没有出现大道一行，天下太平的效果。儒家士人还要继续进行种种话语建构来约束现实的政治权力。《诗大序》以及全部的儒家诗学都是在这样的文化历史语境中产生出来的。关键词：语境汉儒经学诗大序作者简介：李春青，男，1955年9月生，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关于《诗大序》的作者问题，一直没有定论。有子夏说（郑玄）；卫宏说（

2、范晔），孔子说（程颐）等。在这里我们将结合具体的文化历史语境来讨论一下关于《诗大序》的若干问题，其中也包括对这篇诗学文本的作者问题的一些思考。1、经学语境。我们阐释某种古代文化文本应该结合其言说语境来进行，因为离开了具体的文化历史语境就难以了解文本具体言说指向，从而流于主观臆断。但是有些文本却因为种种原因而难以确知其作者与产生年代，因此也无从知晓其产生的文化语境。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尝试重建其文化语境——根据文本提供的一切线索，寻觅其来源，进而确定其赖以产生的文化语境——然后再结合语境来阐释文本所蕴涵的意义。这是一种“倒推法”，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却也并非毫无根

3、据，因为文本自身毕竟带有许多文化与时代的信息。在《诗大序》中，《诗》显然是作为“经”而被言说，迥异于通常意义的诗学或后世的诗文评。孔子重视《诗》，以其作为教授弟子的基本教材之一，但绝对没有赋予其“经”的地位。也就是说《诗》在孔子的心目中并没有神圣性质。对孔子来说，《诗》一是应对诸侯之工具；二是修身之手段。他所论及的诗的各种功能都是很具体的，可行的，如“不学诗，无以言”、“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以及“兴、观、群、怨”之类。孟子将《诗三百》当作古代贤哲的经验，其引诗均作为论说的例证和根据，亦从无把它神化的倾向。他提出“知人论世”的观点，乃是为了“尚友”，即

4、与古人交朋友，可见是以平等的姿态对待古人的；他提出“以意逆志”的说诗原则，也是以对阐释主体的重视为前提的。只是到了荀子才开始将《诗三百》经学化，认为这是圣人之志的体现。而《诗大序》对《诗》之功能的推崇又远远高于荀子。例如“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样的夸张说法不仅孔、孟不可能说出，即使荀子也说不出的。所以，《毛诗序》不可能是战国之前的人所写。2、经学语境赋予《诗三百》以特殊的价值功能：在儒家心目中经学是治天下的根本准则，所谓“通经致用”是也。所以《毛诗序》基本言说指向乃是用诗三百来治国平天下。这种言说指向

5、不是个体言说者的价值选择，而是言说的文化语境规定的。具体而言，《诗大序》的“主文而谲谏”及“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之说不是先秦儒者的提法。我们看《论语》和近年发现的楚竹书《孔子诗论》在论及诗的功能时都是只提到“怨”，而无一语及于“谏”和“刺”。《孟子》中也同样只提到“怨”而不及于“谏”和“刺”。到了荀子，不仅无一语及于“谏”、“刺”，而且无一语及于“怨”。盖在先秦之时君权的力量并不像汉代那样强大，尚未能形成后来那样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政体，君主与臣下之间的距离还没有后来那样大，故而先秦儒家对于某些诗歌原本具有的“讽谏”、“讥刺”方面的功能还未能引起足够的注意。这也证

6、明《诗大序》肯定不是先秦的作品。3、但是经学，特别是古文经学，又的确有求真的一面，所以《毛诗序》也不能全然视为一种主观的话语建构，其中也有客观认知成分。就是说，有基于经验而对诗歌创作及功能的归纳、总结。从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诗大序》是后起的文本。例如《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将诗与“志”联系起来是孔、孟、荀及《尚书》均有之的，乃先秦之成说。但是将诗与“情”联系起来却是在先秦古籍中从来未有的。先秦古籍中有将“乐”与“情”相连的例子，在《孔子诗论》和《荀子·乐论》中都有。《诗大序》显然是受了《荀子·乐论》和《礼记·乐记

7、》的影响。另外“变风”、“变雅”之说、“吟咏情性”之说也只是汉儒才有的，并不见于先秦典籍。4、从《诗大序》各种提法的来源看，这一文本应该是西汉后期或东汉时期儒者杂取各家说法综合而成。《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这种对《关雎》的解释不同于“三家诗”，应是《毛诗》作者自己的见解。假如他有先秦儒家典籍，例如子夏或荀子的论述为根据，“三家诗”的作者不可能都没有看到。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相近的说法有三。一是《荀子·乐论》：“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应成象而乱生焉。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