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中国中古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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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寅恪与中国中古史研究论文联盟.L.编辑。　　陈寅恪先生(1890-1969)，6岁起在家塾和家办学堂读书，得益于义宁陈门家学，打下国学基础。12岁至36岁间又多次飘洋留学，前后断断续续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合计约有18年之久。一生治学广泛涉猎史学、文学、佛学、敦煌学、东方古文字学、比较语言学等许多学科，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52页。），特别钟情于他界定为中国中古时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留下名著四稿一传，即《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2、、《元白诗笺证稿》、《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和《柳如是别传》，以及104篇论文，还有近年陆续整理出版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隋唐史第一讲笔记》（杨联陞整理）、《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大半是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学术成果，为中国中古史研究开一代风气，贡献令世人瞩目。　　　　　　　　　　　　　　　　一　　国学和历史学，是陈寅恪对终身职业的崇高选择。前人尝说：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先生更有振聋发聩的呐喊：“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学术］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同上书，317、318页。

3、）诚是“文章存佚关兴废”（《广州赠别蒋秉南》，《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37页。），只要精神不死，国不可灭，一时败亡，也有复兴的机会。他不遗余力地阐述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事关国家兴亡的道理，呼唤大师巨子勇于担当关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的文化托命之人。他曾忠告：“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担心将来中国若“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雨僧日记》，1919年11月14日，引自《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9、10页。）主张“中国自今日以后

4、，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252页。）即一方面要开放，一方面要吸收改造，特别要警觉“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读《僧传》眉批，引自《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83页。）。可见其呵护祖国文化的一片真情。而其所以“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的原因之一，亦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之世有以往中国历史上吸收外来文化（佛教学说）的惟一一次成功记录可资借鉴。　　殆因父祖两辈的挫折，陈寅恪先生不再涉足政治，学术研究始终恪

5、守着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的原则。但处在民族危亡、文化破坏的历史关头，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他在学术研究中对种族和文化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而自1929年为王国维先生撰写的碑文，到1964年完成的《柳如是别传》，几十年中不懈地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史学家的人格尊严定位，并以残病之身，教书育人、笔耕不辍，用艰苦卓越的毕生实践，指示了一条追求心灵自由，摆脱御用学者卑微的传统角色，实现人生积极社会价值的道路。　　作为一位人格独立的学者，陈寅恪被海内外公认为20世纪的史学大师，倍受敬仰。　　　　　　　　　　　　　　　　二　　陈寅恪先

6、生对中国中古史研究的贡献，首先在于创立了以士族门阀兴衰为背景，认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政治社会演变的理论框架，帮助人们观察中古历史辩证发展的大势，把握历史运动的底蕴，把学术研究提高到现代认识水平上。　　在中古时代已经开始的对中古历史的研究，留下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籍和政论、会要、金石、方志、笔记、类书等各种正史、杂史，卷帙浩繁，有以司马光、欧阳修为代表的“今古罕匹”的“宋贤史学”，留下堪称“空前杰作”的《资治通鉴》（《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和“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赠蒋秉南序》，《寒柳

7、堂集》，162页。）的史笔。但无论是北宋以前成果不菲的史料编纂，还是尔后在文字狱式的文化高压下功力深厚的史料考据，包括《通鉴》的“臣光曰”和《新唐书》纪传的“史臣曰”在内的史论，都还只是停留在君臣明暗、忠奸顺逆、治乱兴衰的议论上，鉴戒史学实际上陷入往复循环的困惑，并不能给现实的历史运动找到一条出路。是自然经济为主的小农生产的简单重复，造成社会发展在周期性兴衰中的迟滞，局限了史家的眼光，使其陷于循环论中不能自拔。到了20世纪初，清末的梁启超、章太炎呼唤“新史学”和“新思想”，倡导进化史观最力的梁启超扮演了“中国近代历史学诞生的助产婆”（戴逸教授语）。梁启超

8、和章太炎都有心写一部中国通史，反映他们改造旧史的宏愿，惜都未能完成。　　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