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资关系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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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资关系与经济增长　　西方发达国家劳资关系随着经济增长普遍经历了从冲突到和解的演化路径。通过计量模型检验倒U型曲线在中国是否存在，从而证明了中国劳资关系从趋紧到缓和的趋势已经出现，并发现这一趋势不仅受到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还受工资增长速度、全球化程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实证分析说明，合理的政策调节可以促进劳资和谐。　　关键词：劳资关系；库兹涅茨曲线；经济增长　　.L.编辑。　　一、1998--2004年我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数共计3243万人。Cooke对改制企业的案例研究表明，国企产权的变化使得劳资双方的利益鸿沟日益扩大。一项对中外合资企业劳资关

2、系的调查显示，中外合资企业因其所有制结构特征使工人先赋地位的优越性不断弱化，企业劳资冲突日益表面化。另一项对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调查则表明，私营企业雇工主体来自于农民，在一个劳动力充斥而资本匮乏的国度里，在一个商品经济骤然发展而又没有一个思想启蒙运动与之相平衡的时代里，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中，劳动处于劣势。.L.编辑。　　在假设2中待检验的两类影响因素如下：　　第一类经济增长因素。经济增长变量仍使用人均GDP。失业率是对劳动力市场松紧的度量，也是工人谈判力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采用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虽然不能全面反映包括城镇和农村在内的劳动力市场状况，

3、但可以从反面反映城镇就业机会的变化。外贸依存度采用按当年汇率折算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是反映经济全球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劳动报酬一直是各国劳资争议中的核心问题，中国也不例外，90年代以来，我国由劳动报酬引发的劳动争议占总数的比重一直在37％左右。将职工工资增长率引入模型，可以检验劳动报酬变动对劳资关系的影响。　　第二类社会保障因素。包括养老保险覆盖率、医疗保险覆盖率、失业保险覆盖率，用参保人数占就业人数比重表示。检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否有助于改善劳资关系。　　此外，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也是影响因素之一。Bong在研究韩国80年代末期劳资冲突的原因时

4、发现，被称为“386一代”(386指计算机芯片)的城市化过程中的第二代劳动力在这一时期的比重越来越高，他们的政治民主意识远远高于其父辈，对劳动平等的要求也更高。目前，我国的劳动力结构与此类似，正在成为劳动生力军的是成长于改革开放环境中的年轻一代，从理论上来讲，这样的劳动力年龄结构对劳动民主进程具有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相关统计数据而无法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适用于以上劳资关系影响因素检验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Yit=Ci+β1it+β2X2it+β3SYLit+β4Dit+β5GZLit+β6YLBXit+β7YILBXit+β8SYBX

5、it+μit　(2)　　　　三、实证检验　　　　(一)假设1检验　　分别以YAJ和YRS为被解释变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1.1和1.2，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模型1.1、1.2回归系数的符号均符合预期，但模型1.1的统计显著性更优。　　对回归结果的分析如下：　　第一，模型1.1、1.2所描述曲线的拐点分别出现在人均GDP11444元和11980元时，我国2003年人均GDP10542元，2004年为12336元，这意味着，劳资冲突自2004年始趋于缓和。不过在形式上没有出现从集体争议到个体争议的过程，在集体谈判、退出和个体争议等途径选择上，我国劳资争议也

6、一直偏于个体化。1996-2006年，我国集体劳动争议案件占总数的平均比重仅为6.1％，其中约1／4至1／3来自于国有企业。这一特点不仅是因为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所有者都对集体冲突十分敏感，劳资冲突常常在个体化阶段得以解决，难于酿成大范围的集体冲突，还与我国劳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有关。拉佐尼克将19世纪60--70年代美国纺纱工人在劳资冲突中更多地选择退出而不是依靠集体力量的原因，归结为“弗尔河的纺织工人面对的是一个有凝聚力的资本家阶级”，以及当时的美国工人“有丰富的机会和余地更换雇主，甚至职业”。　　第二，根据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提供的数据

7、，表2按1990年国际元推算了英法德美等国劳资关系出现拐点时的人均GDP，以及中国2004年的人均GDP。从数据对比来看，各国劳资关系出现拐点时的人均GDP水平各不相同，从2889元到5689元不等，显示出国别差异性。事实上，资本主义发展史表明，英法德美劳资关系的转变不仅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是工人运动，政府改良性社会立法推动的结果。　　　　(二)假设2检验　　分别以YAJ、YRS为因变量，对模型2.1、2.2进行估计，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模型2.1和2.2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模型2.2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剔除了t值过低的失业率

8、、失业保险覆盖率的模型2.1通过了各项检验(见表3)。各因素对劳资争议的影响如下：　　第一，外贸依存度。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