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苏诗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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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年苏诗研究述评【内容提要】百年苏诗研究与苏轼研究特别是宋诗研究密切相关，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最终肯定的曲折历程。苏诗研究在此过程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文献基础特别是诗学理论方面仍应加强建设。【关键词】宋诗研究/苏轼/述评以作家姓氏冠于“诗”字前，除“陶诗”、“李（白）诗”、“杜诗”、“韩诗”外，苏轼也获此殊荣，正昭示其诗歌创作的独特性与典范意义。自宋以来，苏诗虽也受到过一些非议，但总的说来，是受到普遍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前专门的苏诗研究并不多见，更多的苏诗研究是与苏轼研究尤其是与宋诗研究共同进行的，这种状况在80-

2、90年代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是百年苏诗研究的一个特点，也是我们回顾苏诗研究百年历程时将其与宋诗研究联系起来的原因所在。概括地说，百年苏诗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时而被肯定时而又被否定最终仍得到肯定的过程。　　20-30年代：宋诗研究与苏诗研究的初步繁荣解放前的苏诗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20-30年代。除了作为普及读物的严既澄《苏轼诗》（商务印书馆，1933年）外，专门的苏轼、苏诗研究著作很少，主要成果出现在有关宋诗、宋代文学史的研究著作中。这些著作在论及苏诗时，多概括地谈其总体特色和在宋诗发展中的地位。少数几篇论文侧重探

3、讨苏诗艺术渊源、风格变化等，篇幅较短，言简意赅。不同学者在不同学术背景下采用不同的著述方式，在研究宋诗时很重视苏诗，对苏诗多持肯定之论，使苏诗和宋诗研究在20-30年代呈现出初步繁荣的局面。“五四”以后，陈衍作为晚清“同光体”的健将和诗论家，在传统诗学圈内仍受到尊崇。他在《石遗室诗话》（商务印书馆，1929）中指出：“唐诗至杜、韩而下，现诸变相。苏、王、黄、陈、杨、陆诸家沿其波而参互错综，变本加厉”（卷十四）。这是从新变唐诗的角度肯定宋诗的价值，实际上也是对苏诗的肯定。作者谓“北宋人多学杜、韩，故工七言古者多”（卷十八），

4、又谓“东坡七言古，中间全用对句排到底，本于老杜”。在《石遗室诗话续编》（商务印书馆，1935）中，陈衍还赞扬苏诗“工和韵”、“善用典”，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宋诗的肯定。他晚年编选评点的《宋诗精华录》（商务印书馆，1937）实为一部宋代诗选兼诗史性质的重要著作，书中选苏诗88首，是宋代诗人中入选作品最多的一位，可见著者对苏诗的喜爱一如既往。他在评析苏诗时指出苏轼“七古多似昌黎而收处常不逮”，“短篇五古，非坡公所长，清脆而已”，“东坡五七古，遇端庄题目，不能用禅语诙谐语者，则以对偶排出之”。持论与其《诗话》略同，褒中有贬，可见

5、著者并不因偏爱苏诗而尽说好话，体现出一种求实的学术态度，故其研究成果至今仍为人称引。不过，由于诗话、诗选等传统著述方式的限制，也由于著者诗学观念、学术趣味的相对保守，使得陈衍的并未对前人有太大的突破。这种受传统学术观念、著述方式制约而限制学术成就的取得在高步瀛的《唐宋诗举要》中更有明显反映。《举要》分体选录苏诗共55首（以七古为多）。高氏在评析苏诗时多承袭桐城派观点，书中所附有关苏诗评语多为他人之见，故其对苏诗研究并不深入，水平并不很高（但其在为苏诗作注时下了不少功夫）。（注：朱自清《宋五家诗钞》（原名《宋诗钞略》），成于

6、30-40年代，共五卷，中有一卷《东坡诗钞》，共选苏诗35首。但由于该书在著者生前未付印，直到80年代初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才有了学术影响。书中评价苏诗颇高，谓其“气象宏阔，铺叙宛转，子美之后，一人而已”，但书中对具体苏诗的评价并没多少新见，所附评语多为前人评语，还多次引用《宋诗精华录》、《唐宋诗举要》中的评语。）本期能用新的学术观念、新的着术方式研究苏诗的主要是吕思勉、柯敦伯、胡云翼、梁昆等人。他们的著作多为文学史类著作，这是借鉴西方“文学史”著作的方式；因其成于20-30年代，又或多或少地受到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平

7、民文学”、“文学进化论”等学术观念的影响。不过，他们并未对进化论等新观念加以片面理解，对包括宋诗在内的宋代文学均作了高度的评价，苏诗更是作为宋诗的代表而确立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注：这种高度评价苏诗的看法甚至也出现在那些对宋诗颇为轻视的文学史中。如李维《诗史》（1928年北平石棱精舍印本）认为苏轼乃“韩文公后，一人而已”、“才思横溢，如泻东海之水”。稍后出版的陆侃如、冯沅君合着的《中国诗史》（大江书局，1931）干脆将宋诗从中国诗史中抹去，但著者在论及苏词时仍然承认：“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天才的作者之一，他的文、诗、词

8、以至书法，无不佳妙”。）吕思勉在《宋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29）的“概说”中指出：“至于诗，则唐代为极盛。旧时之体制，至此可谓皆备。宋人于诗之体制，亦能出于唐人之外。而其意境、字面则专与唐人判然不同，后人之诗，非宗唐，即宗宋，至今未能出此两派之外焉。故诗之为学，亦唐人具之，宋人继之，而后大成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