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想像-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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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想像第1自1997年以来的访谈资料反映出来的情况有所变化，人们对社会经济的分化现象的感知逐渐增强。与95年、96年的访谈资料相比，1999年和2000年人们的社会区分意识明显强化，不论你是用“阶级”的概念或者“阶层”的概念，或者其它老百姓的口语化的说法，绝大多数受访人都认为人群间的社会经济区分现象是存在的，有几类人被明显地分类出来，几类人之间的分类界线和各类人的社会经济特征在人们头脑中越来越清楚。1999年和2000年的访谈中，10个受访者大约会有8个人认为存在“阶层”或“阶级”，有1人认为不存在，另外

2、1人会说“我不考虑这个问题”或者“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总体上给人的印象是，大约70-80%的人认为存在群体间的系统的社会经济差异，这种系统的社会经济差异把社会成员区分为不同的类别或不同的等级。而1995年和1996年的受访者中大约只有1/3左右认为存在“阶级”或“阶层”现象。尤其与95和96年受访人态度不同的是，1999年和2000年的受访人对社会区分这个话题表现出较强烈的兴趣。超过半数的受访人往往就这一问题展开来与访问者进行讨论，发表态度鲜明、有时带有情绪色彩的观点言论，这反映出他们对社会分化的强烈印象。有少部分

3、受访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采取相当谨慎的态度，他们一般是小业主、私营老板、与经济部门或市场联系较密切的干部和经历过文革的老年人。这并不表明他们对这一话题不感兴趣，或者对社会区分现象无所感知。恬恬相反，他们对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有较深刻的体验，并且，对这一现象可能引发的后果尤其是政策变化的后果是否会影响到其个人利益有所担心。在访谈中，他们往往思虑再三、斟字酌句地回答提问，并不时地观察访问者的表情和反应。他们经常会问访问者：“你们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中央的政策要有什么变化吗？”“是不是又要划成份了？”个别受访者在深思熟虑

4、之后拒绝回答有关提问。这类现象在95和96年的访谈中要少一些，那时人们对此类问题较为淡漠或顾虑较少，而1999年和2000年受访人对这类提问的反映较为微妙、敏感或激烈。这种态度上的变化说明人们对实现的社会经济差异的感知程度日益强化，绝大多数人都明显体验到了社会经济差异。人们对社会区分的感知度的增强表明，自1995年以来社会经济差异呈现出扩大深化的趋势。2、社会区分的标致特征对社会区分的感知是人们对现实存在的社会经济差异的直觉反映，这只是社会分层意识的表层，比这更深一层的意识是，人们如何解释他们体验到的社会经济差异。首先他们

5、要解释的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差异。当人们对造成社会分层的原因解释较为趋同一致并且单一化时，说明此社会分化趋向于单一方向的两极分化；当人们对造成社会分层的原因解释多种多样时，说明此社会分化趋向于多元交叉。在访谈中，为了便于更直接地把握人们对此问题的解释，我们要求人们说明他们是用什么标准来区分社会成员的。访谈结果显示，当前人们进行社会区分的最主要的标准相当的一致。当你要求受访人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时，多数人几乎本能地以经济收入差异来进行划分。10个受访者中大约会有8个基本上是按照经济收入水平来进行社会群体划分的。这一点似乎印

6、证了李强教授的观点，当前社会主要是经济分层[3].不过，虽然多数人以收入来进行社会区分，但同时他们又认为权力与收入是同样重要的。访谈中询问“收入与权力哪个更重要？”时，认为权力比收入更重要的人要略多于认为收入比权力更重要的人，不过，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无法确定收入与权力哪个更重要，他们一般认为权力与收入同样重要，或者权力与收入是一回事。一位受访者的回答是：“有了权就有了钱，有了钱就能获得权力保护，两个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人们把权力和收入合而为一，作为最重要的社会人群的分类标准。在这一点上，1995和1996年的访谈资料所反映

7、出的情况与此不同。1995和1996年的受访人在讨论社会区分标准时表现出更为多元化的倾向，虽然许多人提到了收入水平，但一般并不认为它是社会分类的最重要的指标。另外，1995和1996年的受访人一般把收入与权力看作为两个分离的指标，而不是结合在一起的指标。不论是1995和96年的访谈还是1999和2000年的访谈，多数的受访者在进行社会区分时都提到了文化知识、技能水平、个人能力等这类因素，并且在理性上对这些因素给予高度重视，他们的说法是：“有知识的人就应该获得高收入”，“社会应该以有知识没知识来进行高低等级划分”。同时他们又

8、说，现在的社会不是按知识来划分的，“有知识没有权不行”，“上了大学可以从农民变为技术人员，但是没有家庭背景进不了好单位，去要倒闭的企业，照样下岗”。“很多中专生、大专生在家待业，没有文凭但有好爸爸的人可以找到好工作”。中老年的受访者一般对子女教育期以厚望，刚开始就业的年轻受访者则希望有继续学习的机会，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