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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19
《私學與政治權力的結合——北宋「荆公新學」官學化進程述論》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私學與政治權力的結合——北宋「荆公新學」官學化進程述論以王安石為核心的北宋「荊公新學」學派,自熙甯變法至宋末六十餘年間,在政治權力的庇佑下,獨享學界統治地位。由王安石領銜編撰的《三經新義》取代唐孔穎達《五經正義》,成為國家頒佈的、士子應考必讀的教科書。與當時的關學、洛學、蜀學等學派相較而言,「新學」的特殊性在於,其核心人物王安石身居相位,因而得以建立一套變私學為官學,以國家意識形態統一士大夫思想(即所謂「一道德」)的權力機制,使學術「制度化」,與現實政治運作緊密結合。這是當時其他學派所無法辦到的。王安石建立這一套權力機制,從主觀上說,當然是為了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諸實踐,但客觀地看,
2、新學建立起來的機制,其重要性甚至超過了其本身的理論貢獻。有學者認為“這都在事實上替所謂理學成為統治理論的新形態開闢著道路”[註一]。也就是說,後來理學能夠佔據統治地位,其學術本身當然不同於新學,但統治士大夫思想的那種機制,卻是繼承了新學的。衆所週知,王安石學術在他還沒有成為宰相時,在學界已經有了不小的影響,在他居喪江寧講學期間,身邊就聚集了一批青年學子,但此時,新學還僅僅是一家私學。它與政治權力相結合,逐步演變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時期,是從熙甯元年王安石應神宗詔越次入對開始的。至熙寧九年王氏第二次罷相,新學的官學地位並沒有因為他政治地位的改變而改變,因為經過九年時間,新學已經完成了它的
3、官學化進程,最終融入國家制度之中。因此,這短短九年時間,堪稱新學發展史上最重要的時期。假如沒有這一官學化時期,新學就只能是一種民間性學術,就像當時的洛學、蜀學等其他學術一樣,無法在北宋中後期掀動驚濤駭浪。為何將新學官學化進程的起點定在熙甯元年呢?因為是年四月乙巳,神宗詔新除翰林學士的王安石入京,王安石由此開始了與君主的直接對話,並用自己的學術影響國家政策,推動政治改革。神宗請教安石:「方今治當何先?」安石答:「以擇術為始。」接著進呈著名的《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在第二年春初,王安石又明確提出「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果不足以經世務,則經術何所賴焉」的說法,從而明確要將自己的學術為「變風俗
4、,立法度」的改革服務。[註二]王安石此次進京,標誌著新學開始由一家私學轉變為朝廷倚重的官學,標誌著新學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新學歷史上的這個階段,情況最為複雜,與政治經濟等社會因素關涉最為密切。更重要的是,新學無論在學術形態上還是學術機制上,都出現了不同於以往的新情況。在學術形態上,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官學時期新學的代表著作是《詩義》、《尚書義》、《周禮義》,即《三經新義》,其學術重心經歷了由哲學向經學的轉移。雖然王安石早期著作《易解》、《洪範傳》也是對儒家經典的詮釋,但主旨在闡述哲理。《三經新義》則是比較純粹的經學著作,它兼重字詞的訓釋和義理的闡揚,而內容多涉政治
5、、經濟領域的實踐,與熙甯變法有所呼應。其次,《三經新義》非由王安石一人完成,而是集中了他的兒輩、弟子、後學等共同修撰,屬於一項集體成果。更為重要的是新學學術機制的變化。熙甯元年之後,新學開始了借助政治權力傳播的進程,其與權力結合的途徑主要有三:講筵、取士制度和經義編撰。先看新學是如何通過講筵獲得帝王青睞的。熙甯元年四月乙巳,王安石入京,除任翰林學士一職之外,還有兼侍講的身份。在呈上《本朝百年無事劄子》的第二天,神宗就表示了極度讚賞。《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以下簡稱《長編紀事本末》)卷五九《王安石事蹟上》記載了君臣的如下對話:上謂安石曰:「昨閱卿所奏書,至數遍,可謂精畫計治道,無以
6、出此,所由眾失,卿必已一一經畫,試為朕詳見設施之方。」對曰:「遽數之,不可盡。願陛下以講學為事,講學既明,則設施之方不言自喻。」上曰:「雖然,試為朕言之。」於是為上略陳設施之方。上大喜曰:「此皆朕所未嘗聞,他人所學固不及此,能與朕一一為書條奏否?」對曰:「臣已嘗論奏,陛下以講學為事,則諸如此類皆不言而自喻。若陛下擇術未明,實未敢條奏。」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遺忘,試錄今日所對以進。」安石唯唯而退,訖不復錄所對以進。王安石所講的「設施之方」,似乎就是變法的設想,而非純粹的學術問題。他為何最終沒有將自己所言進呈神宗,原因不明,但面對面的交流溝通,無疑令神宗為安石提出的治國方略所傾
7、倒。是書同卷又記載了此年「八月甲寅,邇英講讀罷,上獨留王安石,賜坐」的細節,從側面描繪出君臣意氣相投的場景。皇帝的賞識,是新學成為官學最根本的動力。王安石抓住這一機遇,在講筵中改弦更張,施加自己的學術影響。是年十月壬寅,「詔講筵權罷《禮記》,自今令講《尚書》。先是,王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之非是。上以為然,曰:『《禮記》既不當法言,擇其有補者講之,如何?』安石對曰:『陛下必欲聞法言,宜改他經。』故有是詔」[註三]。在講筵中,用《尚書》替代《禮記》,可說是後來將《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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