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与东方的环境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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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与东方的环境美学西方与东方的环境美学一、环境美学在西方的起源　　在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间，对环境美学的兴趣开始出现在西方学者之中。许多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一兴趣：对自然界美的事物的重新认知，对融入自然的各种活动的不断期待，例如徒步旅行、野营、划船、游览州立与国家公园等。这些活动过去一直是西方娱乐文化的一部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十年财富不断积累，休闲意识不断增强，二者的结合促使户外娱乐日益流行，也使一些边缘性活动如自然摄影日益增多。这些兴趣开始激发学者们思考内在于如此多种体验中的各种价值。与此同时，全球性环境危机日益加剧，从对各种工业滥用以及它们对景观的

2、破坏、空气与水源污染，到近年来全球变暖的诸多后果，人们的环境意识越来越强烈，对环境的关注日渐突出。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产生了对环境问题不断增长的公共兴趣与意识。由于对户外活动兴趣的重新觉醒，再加上对环境滥用的担忧，一项国际性的环保运动迅速成形。除了那些由于目光短浅的开发活动而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不可修复的大量科学研究外，学者开始评估它们的伦理意蕴。作为对日益增长的危机的一种国际回应，出现了聚焦于不断增强的公共意识与政治行动的诸多群体。　　这一兴趣影响了学者、科学家与政治活动家们。由于广泛的环境问题及滥用，伦理问题引起了最多的关注，因而，环境伦理学作为

3、哲学兴趣的中心而出现。在黑格尔影响下，美学界主要关注纯艺术;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左右，美学家们开始转向关注自然。这是朝着一个新方向发展的运动，而不是对陈旧问题的回归。经过最后半个世纪的发展，它目前已经成为学界所知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环境美学。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们最初的研究是分散的：苏格兰的罗纳德赫伯恩、加拿大的艾伦卡尔森、芬兰的瑟帕玛，以及美国的阿诺德伯林特。他们从各自不同的学术背景、不同的关注点出发，逐渐不约而同地汇聚于这一新兴的兴趣上。赫伯恩思考了对自然美各种形式的感受力及其想象的意义与形而上的意义，卡尔森的立场是依靠自然科学而来的一种认知立场，瑟

4、帕玛通过文本文由.L.收集整理学所描绘的自然来研究自然，而伯林特则将其研究集中在对于环境的欣赏性审美交融上。　　当这些学者意识到正在不断前进的环境美学研究时，他们开始在各种会议与出版物上进行交流与合作。年轻的研究者们很快就被这个领域吸引，他们将环境美学拓展到社会与政治环境，开始关注城市环境、日常生活状况与周围环境的审美价值。从它发端时分散的世界各处，环境美学研究已经广泛地传播开来。从1994年到2009年，在芬兰的不同环境中，瑟帕玛策划了一系列六个国际跨学科会议;接下来是中国在2003年、2004年与2009年所组织的若干大型国际会议。在法国、荷兰以及波兰

5、等国都一直有会议举办，其他多国学者们也被吸引到对环境的审美理解中来。目前，遍及北美与欧洲的很多学者都在从事环境美学的研究工作。　　环境研究也包括各门科学，并且它已经认识到了生态研究的重要性。生态视角向人们提供了具有启示性的洞见，帮助我们认识各种环境变化的意义：这些变化不能被理解为独特的个体事件，而应理解为诸多模式与关联过程。生态学为发生在地球环境中的诸多转变提供了一种强大视角，最终都聚焦于挪威哲学家阿恩奈斯所形成的深层生态学。但是，将生态模式整合到环境美学之中的工作主要是一些中国学者做的。　　二、中国的环境美学　　对环境的兴趣与关注并不限于西方学者。自20

6、世纪中叶开始，全球环境（以及政治）问题已经日趋显露，中国学者们开始对环境美学产生兴趣。他们发现生态视野尤其具有吸引力，并且运用它发展出研究环境美学的一种独特方法。他们采用科学的生态模式，也就是由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成分构成的系统语境来研究环境问题，并称其为生态美学（或生态的美学）。生态美学体现了中国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悠远文化传统而形成的视野。比如，曾繁仁在《建设性后现代语境下中国古代生态审美智慧的重放光彩》中提出，中国古代美学是建立在天人合一哲学背景之上的生态的生命的美学[1]（P98）。因为对于环境的关怀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意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将中国的

7、环境美学发展视为一种变体：也就是理解环境的审美价值这种理性探索的变体。我相信西方和中国有着共同的兴趣，但在认知语境方面也存在根本的差异。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些差异是什么。　　这些差异首先体现在，我们如何理解对环境的审美欣赏。程相占教授曾经指出，西方美学关注的中心是审美对象。[2]（P14）在对艺术的审美欣赏中，这点似乎很明显：我们集中于绘画、音乐、诗歌、风景等。然而，毫无疑问，风景不适合这一模式，因为风景并不是一个不连续的对象。更确切地说，连续不断的风景引导我们与它互动，这意味着环境欣赏的交融模式才是更恰当的。这种立场促使我们向中国的环境欣赏模式靠近：在这种

8、模式中，主-客二元对立被拒绝，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人与世界的亲和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