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和平的反转基因舆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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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色和平的反转基因舆论战8月17日，中国仅有的两个转基因水稻作物“华恢1号”和“Bt汕优63”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到期，至今未获得续期的批复。此前的七月初，从事转基因动物研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0.44%]因涉嫌科研经费贪腐被吉林省检察院带走调查。据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对外介绍，2013年开始，国家对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经费投入已经从最高峰时的二三十亿元缩减至四亿元。数年来，中国的转基因研究专家们承受着巨大的外部压力。不少转基因科学研究者将目前的困境归咎于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及其引导出来的反转基因舆论。“

2、总的来说，是延缓了中国转基因研究的步伐，本来在这个领域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不大，但因为看不到商业化的前景，目前和国际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院副院长严建兵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严建兵今年4月最先披露了绿色和平在海南“南繁基地”的“盗种”事件，此后，华中农业大学的转基因专家们发动了一次对绿色和平舆论反击战。面对“反转”攻势，华中农业大学此前从未直接回应。2004年，绿色和平首次发表反对中国推广转基因主粮的调查报告，至今十年。十年间，转基因作物从一个属于专业领域的科学话题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公

3、共议题。2012年，绿色和平中国一度在其内部简报中宣称，在阻止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持久战中已取得胜利。但实际上，胜利者并不是绿色和平。转基因的议题越来越多被转化成立场之争，而绿色和平，则因“无国界”的身份显得愈发尴尬。一场不期而遇从事了16年环保活动的赖芸说，从没想到自己会这样尴尬地卷入一场舆论漩涡之中。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绿色和平中国有毒污染项目主任赖芸刚刚见证了自己孩子的出生，在香港粉岭，赖芸首次详细讲述了“盗种”事件的经过。“我去是帮忙做调研，我不管这些项目。”赖芸说。2014年4月11日，赖芸得知海南陵水有转

4、基因水稻种植，就赶往当地。“当时是在去找武汉大学的基地，碰上了一些老师和同学，就问了下路，后来我问他们那是什么地方，他们说是华中农业大学的育种基地。”从武汉大学育种基地出来后，他们决定到华中农大的基地再取一次样—华中农大长期研究转基因水稻，水稻田的规模远比武汉大学的基地要大。赖芸称“采样点在华中农大围墙的外面”。当时天已黑透，取完样之后，赖芸两人被华中农大师生围住了。赖回忆说，后来气氛有所缓和，交换了水稻样本之后，他与同事离开了陵水。时代周报记者曾就赖芸讲述的内容与该育种基地主管张庆路核实，但张庆路以学校禁止为由拒绝了

5、采访。几天后，赖芸成了媒体上“被抓获的盗种分子”。对严建兵等人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胜利，他们首次从舆论上压制了对手。“2000年之前，转基因还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事情，科学家把研究转基因当做一种尖端技术，以此为荣。而现在很多科学家都避谈转基因。这个过程中绿色和平等组织‘功不可没’。”严建兵说。用舆论战发起挑战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项目总监马天杰并不认同“绿色和平带入反转基因舆论”的观点。“作为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转基因作物这个很具争议的环境议题。21世纪初，绿色和平认为，既然中国在世界农业贸易的版图中

6、角色越来越重要，转基因作物在中国市场的反应，必将对整个世界的农业产生深刻的影响。”马天杰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并不是绿色和平把转基因议题带入中国，而是中国的重要性把中国带入了这个在全球就很具争议的环境议题。”在进入中国最初的日子里，绿色和平甚至没有自己的食品和农业项目团队，还必须借助学者来发声。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薛达元是绿色和平在转基因问题领域最早的合作者，当时他供职于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2002年6月，刚刚在北京站稳的绿色和平就与南京环境所一起在北京发布由薛达元撰写的《转基因抗虫棉破坏了环境

7、》26页报告，指已占中国棉花种植面积约35％的转基因抗虫棉对环境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转基因抗虫棉是转基因技术的最早成果，当时国内的棉铃虫灾害频繁发生。我国开始大规模引种美国孟山都公司研制的转基因抗虫棉，随后迅速国产化，几年内就成为了棉花种植的主流品种。薛达元的报告当时指出，针对棉铃虫的转基因抗虫棉很可能会催生出抗性更为强烈的“超级害虫。”“这个报告没有做太多实地考察。”薛达元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忆说，“我主要是对一些棉花育种专家的研究成果作了总结。”薛达元的这篇报告首次在中国国内提出了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影响问题，但实际上并

8、未引起太多的反响，除了科研者，当时中国并没有太多人知道转基因抗虫棉。而对于绿色和平来说，他们仅仅是对这份报告进行了“广播”。薛达元与当时的绿色和平北京项目总监卢思骋是朋友，“我是2001年跟他们接触的，就这个问题有些交流，当时他们在北京总共就六七个人，负责农业方面就两个人，刚开始他们也不太知道这个找谁，因为我对这个感兴趣，我就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