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法治的价值基础与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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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现代法治的价值基础与路径选择内容提要：现代法治是社会走出传统的努力，这是人类社会对其发展形态的理性预期，而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和价值追求却是自古有之，中国古代的传统意义上的法律意识价值基础未能演化出现代法治，在其背后有着各种各样深厚的历史背景与原因，马克思、韦伯站在比较世界法律文化的宏观立场，分析中国的传统法律，同时也分析了中国现代法治化的可能性。人的价值观及社会的法律文化价值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到来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我国现代法治的构建必须参照各种因素,作出正确的价值评价。通过对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历史考察，近现代中国受到的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的分析，思考有效推行中国现代法治

2、的进程的路径选择。因而中国的现代法治建设有必要把自由、秩序、利益、正义等作为法律的价值基础。　　关键词：法治价值基础现代法治国家　　法治作为一种治理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和精神，从古以来就存在。在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中，存在许多类似于法治的东西，但与现代法治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中国古代一直是君主专制制，并且在法律文化中，也一直是由儒家思想所统治，而儒家思想中的“伦理”“道德”“孝道”等等，不仅不能产生现代法治，反而阻碍现代法治的产生。马克斯韦伯站在比较世界的宏观立场，分析中国的的传统法律，试寻中国现代法治化的可能性，而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遭遇西方法律文化的入侵，因而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3、。中国近现代法治在传统与冲击之后建构，在这过程中存在有冲突、反复、甚至是倒退，但是中国的法治发展一直处在发展的道路上。中国现代法治应该立于传统之上，吸收西方的经验，把自由、秩序、权益、正义等作为中国现代法治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中国现代化的法治道路改革。　　一、中国古代的传统法律文化价值基础　　（一）中国古代的传统法律文化　　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几十年里，两股巨大的力量席卷了全世界，一是经济市场化，二是政治民主法制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计划经济几近灭绝，而法治化使各种的个人独裁、军人统治、威权政权以及极权政治土崩瓦解。我国作为一个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面对涌动的潮流

4、，如何与世界接轨，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法治在集权体制和官僚政治的基础上，经历了长达几千年的缓慢发展演化。而中国法律文化价值观在这缓慢的发展演化过程中一直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并把道德伦理看作是国家法律，因而许多的学者把中国古代的法律称为“儒家伦理法”[1]。有学者指出儒家伦理法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儒家伦理法是把宗法家族伦理作为大经大法的法文化体系：因而，第二、在这个体系中，宗法家族伦理被视为法的渊源，法的最高价值，伦理凌驾于法律之上，伦理价值代替法律价值，伦理评价统率法律评价，立法、司法等以伦理为转移，由伦理决定其取舍：并且，第三：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以

5、伦理代替法律，伦理与法律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宗法伦理道德被直接赋予法的性质，具有法的效力，从而形成了法律伦理化和伦理法律化的双向强化运动。[2]”儒家伦理化的法律文化是传统中国的法律价值基础。　　综观中国古代的法典，其都将其自身视为是天道秩序。而“天人合一”的观念便是伦理法制的深层指导原则和存在的根据，既然将“天人合一”作为传统中国的法律依托，那么“内圣外王之道”则可以视为是实现这一法律理想的行动方式[3]。而这种王道精神却包括了三个彼此联系的方面，其一：传统法律的礼治主义性质，在中国古代的法律演化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有一个是礼与法的关系，礼法关系之争从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就一直存在

6、并延续到近代，有学者认为这一争论的实质在于传统阶级寻求最佳的统治方式，其认为“先秦法家虽反对礼，但终究没有摆脱体现礼治的等级特权观念。儒家虽然主张礼治却并没有摒弃法的观念，儒法合流之后，礼法结合思想一直延续到清末。”但是本人认为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基础和宗法制度所决定，儒家的“礼治”思想必然居主导地位，而儒家的心目中，最能体现王道精神的是“礼治”，因而礼治的价值意义与核心地位相当明显。　　儒家学说中提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论，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4]”而礼制起到了“经国家、定社稷、

7、序人民、利世嗣”的历史作用，应指出的是：礼治所反映的乃是建立在宗法结构基础上的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社会政治伦理次序体系，它所体现的乃是宗法家族为本位的个人与家族、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个人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性的存在物。因此，按照古代伦理法律的逻辑，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是极不对称的。　　中国传统法律价值基础的第二个特点是道德主义广泛。道德是道与德的统一，道是指自然、社会与个人的规律与原则，而德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