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滥诉侵权行为及其责任承担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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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滥诉侵权行为及其责任承担论文..禁止权利滥用作为一项原则早已为世界各国民法所确立。法律权利只有受到侵犯才允许起诉，换言之，行使诉权的出发点是原先对司法救济确有需要。英美法系的典型代表英国法多年以来也一直承认这一概念，认为只要起诉者有恶意和缺乏合理的原因，即构成滥用诉权。所谓“缺乏合理的原因”是指对胜诉的可能性缺乏合理的信心，而且诉讼结果是原告的败诉。如果滥诉者对相对方造成损害，受害者可以由此对滥诉者提起诉讼，即对受害者授予因不合法民事诉讼所产生的诉权。承认这一诉权的前提便是存在着滥用诉权..，因此，授予当事人此诉权，正是为了防御恶意滥用诉权的产生。司法实践中，滥诉的行

2、为具体表现为滥用起诉权、反诉权、上诉权、申请再审权、期待胜诉权和申请执行权。作为程序意义的诉权是当事人要求法庭开始诉讼程序的权利，正是它的行使从而启动了诉讼程序，如果滥用必然给对方当事人带来诉累，增加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及精神痛苦，如为应诉而花钱聘请律师、造成误工损失等。一、滥诉侵权行为的责任构成滥诉行为不仅浪费法院的有限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对于他人的损害。对此，法律应赋予受害者以救济途径，责令侵权人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以维护公平、修复正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滥诉行为人都要承担民事责任。因此，作为一般侵权责任，在如何界定这种滥诉侵权行为的责任构成上，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

3、把握：首先，行为人主观上要具有过错。一般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是过错原则。在滥诉侵权责任中的过错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故意；一是重大过失。对于故意行为的侵权责任认定较好掌握，而对过失的认定则应非常慎重。就此问题，美国密歇根最高法院的列维大法官有过精彩的论述。佛里德曼是一个外科医生，他在被一患者家属提起“不当死亡”之诉胜诉后，对该患者家属的代理律师提起侵权诉讼，指控律师“过失”和“恶意”。针对原告对被告“过失”的指控，列维法官详细分析了律师是否对他方当事人负有注意义务的问题。列维法官认为，一个律师在提起一宗诉讼之前，有义务对案情作出合理的调查，但是，律师对己方当事人的这种义务，并

4、不意味着对他方当事人也负有这种义务，否则的话，就与对抗式的诉讼制度发生冲突。一个律师提起一个诉讼的时候，必然会对他方当事人不利。如果要求一个律师同时对双方当事人负担合理的注意义务，那么，律师将无法进行调查活动。因为对一方当事人有利的调查，必然会对另外一方当事人不利。当律师决定启动诉讼程序的时候，另外一方当事人肯定会指责该律师没有对其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简言之，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如果让律师同时对双方当事人承担注意义务，必然严重妨碍律师工作，降低工作效率，进而破坏律师和作为委托方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列维法官主张，便利诉讼是一项公共政策，如果法律设立律师对他方当事人的注

5、意义务，必定过度限制律师提起诉讼案件，阻碍律师的创新精神。因此，原告对被告“过失”的指控不成立。有鉴于此著名案例，对过失如何进行界定，笔者认为我国更应持慎重的态度，因为我国并未实行强制代理的诉讼代理制度，对当事人的要求更不宜过严。只有适用于重大过失，且应视情节轻重及后果的严重程度来认定较为公正。由于人们的法律知识水平和诉讼行为的专业性要求参差不齐，作为普通民众，法律知识不可能达到专业水准，要求过严，不利于人们正当诉讼行为的进行及对自己合法利益的保护。因此，一般过失和轻微过失的滥诉行为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此外，滥诉的行为主体只能是案件的当事人，比如原告、反诉原告、第三人等。

6、其次，必须有滥诉违法行为的存在。滥诉的行为必然违背了公序良俗、诚实信用、权利与自由不得滥用的宪法原则，因而它首先具有违宪性；同时，滥诉的行为也是违背一般法的立法本意的，应属违法行为，法律对此当然要予以“违法”的否定评价。滥诉侵权行为从行为方式上可分为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两种。积极的滥诉行为主要是指作为行为，通过不正当行使诉讼权能来损害他人权益的行为，这是滥诉的主要行为方式。但同时在实践中也存在着消极不作为的滥诉行为，如被告人的躲避、隐藏或装病而不应诉行为，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这些都是对权利人的一种损害。再次，必须要有特别损害事实的发生。损害事实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7、之一，包括财产损害、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这三种损害同样并存于滥诉所造成的损害事实中。因为滥诉行为既可能损害他人的财产，如滥用认定财产无主等程序，而使他人丧失财产权利，也可利用宣告死亡等诉讼程序来损害他们的人身权利。同时，这些行为在损害他人财产、人身权利时，也会给他人带来精神上的痛苦。对损害事实的界定各国做法不一，如美国有些州允许恶意民事诉讼的存在，不要求原先必须受到特别损害。但笔者认为，我国对此应做严格的限制性规定，以适应我国法制尚需完善这一客观事实。因此，并不是所有损害均能构成此种侵权责任，只有造成特别的损害事实，方可提起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