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清代礼学研究 张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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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的清代礼学研究张寿安

2、第1　最近史学前辈王尔敏先生为我的新书写了个书评：《张寿安著〈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评介》，刊登在《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出版，2004年8月号，总84期）上。王尔敏先生的书评未从思想角度切入，反倒是特别彰显这本书的研究方法。其实，我的研究正是从制度探求思想，也可视为探求清代学术思想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以下我就谈谈我这几年来在清代学术思想研究方面的一些心得，包括学思历程和研究方法的探索。主要重点放在礼学和礼学思想的研究上。最后，再谈谈我对清代学术思想研究的期许。一、“以礼代理”的提出与回响1994年，我写成《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

3、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一书（台湾中研院近史所,1994年;简体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发现儒学思想的性质从宋明到清代有一重大转折，即：从形上的、思辨的理学形态转变为关怀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和社会实践的礼学形态。我用“以礼代理”来标明明清之际的重大转折，这是从刘师培到钱穆都使用的词语。但它的意义绝非数学式的以A代B，而是指一种学术思想关注点的转移。两岸学术界对这个路向的指出，都表现出相当肯定。原先人们往往认为清代学术没有思想性，或是循着理学中的几个重要概念去比较清儒的新解，以证明清儒具有思想性，现在则意识到，清学的思想性不只是对理学概念作一些新解就可以反映出来的，而必须提到更高

4、的层次──从“儒学性质的转变”来观察。唯有打开更广大的视域才能看清楚清代学术思想在近代学术发展上的关键性。清代礼学的兴起，应视为儒学型态和性质的转变，如同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分别代表儒学的历史发展。儒学思想在清代的走势，其重点不是谈抽象思辨，而是关怀社会秩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礼之学的兴起（春秋学的兴起也具同质意义）。书成之后，我深觉“以礼代理”只是一个口号，其中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要讨论。中研院的师友们对我的研究有诸多期许，不时提问，最明显的就是刘述先先生。他说：朱熹讲：“礼者，理也”（按：《礼记》亦言：“礼者，理也”），所以你讲的礼学还是从理字出来，因此清代所谓三礼之学

5、，这个制度性的礼学，和宋明的理学究有何差异？这样的一个追问，让我用超过六年的时间去思考如何回应。最初两年，我试着寻找如何切入这个提问。大量阅读清人文集是第一步，在处理完两个议题之后，我对如何观察明、清儒学的礼/理差异有了具体心得，研究方法也逐渐建立，最终写成《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台湾中研院近史所，2001年）。这本书主要讨论四个议题，表面看来都是训诂、考证、经书注解、典章礼制，但实际上讨论的都是思想。我要指出的是：欲研究明、清儒学思想之差异，除了概念外，还有一条长期被忽略的路子──就是从制度层面去发掘礼/理争议──这个从理论到实践的具体方法，还有更广阔

6、更丰富的比对空间有待开发。它不只可以看出程朱理学的实践原貌，更可以看出清代礼学背后的义理原则。从两者对话之间，就可以清楚掌握理学与清学的思想差异和价值转变。二、研究方法：礼（制度）/理（理念）概念与实践之比较我的研究方法是：通过具体的案例，比对宋明和清儒在礼/理之理论与实践上的差异。首先，清儒制度性礼学的背后一定具有某种理念，所以得先找出清儒的制度与其制度背后的理念，这是一组。同样的，宋明儒在讲天理观念时，也有其实践面，所以也得找出其理念与实践，这是另一组。然后进行比较分析。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两组的比较一定得在同类型的案例下才可进行。对话的焦点一致，讨论才有意义。例证一嫂叔有服？

7、嫂叔无服1997年我提出的第一个案例是：“嫂叔有服”？“嫂叔无服”？这是礼制中的丧服问题，讨论长嫂跟小叔之间能否互服丧服？在今人眼中这是无趣的问题，但在传统中国则是宗法礼制的大问题。此一争论表面看是讨论叔嫂服制，或扩大说是讨论家族内兄弟与兄弟妻之间的丧服问题。但实际上它含摄的意义却更深刻。一方面它关怀的是伦理内部的情、义问题，一方面则是讨论“男女有别”观念，和这个观念如何落实。情、义本是礼制的基础，而男女有别更是礼制四大要项之一。隋唐文献已有“嫂叔有服”、“嫂叔无服”的讨论。唐代韩愈就曾深受其苦，面对父母双殁、全赖长嫂辛苦抚育才得成人的抚育之恩，却又困于当时嫂叔无服的礼制约束，令韩

8、愈在情义与礼制之间极其痛苦，不知如何适从。到了明清，这更成为儒者礼制争论的要点。当我们分析过宋、明、清儒的不同诠释，尤其是具有改革性的新解之后，不难看出多数清儒改而主张嫂叔有服，其背后的理念是更看重伦理间的情义，而非制式化的礼制，这也就是清儒通过考证进而要求改革礼制的意义所在。这些例证，可以明显看出宋明儒与清儒在礼/理观念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