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性的公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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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理性的公用论文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TheoriederGerechtigkeit）是当代实践哲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罗尔斯在这部著作里恢复了长久以来备受压抑的道德问题作为重要哲学研究对象的地位。按照康德的说法，道德的基本问题是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答案的：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对所有人都同等有益的事情。罗尔斯没有接受康德的先验哲学立场，但从政治共同体中公民公正的共同生活这个角度，对康德的这种理论方法加以了更新。与功利主义和价值怀疑论（axenschenrechte）有着同样的根源。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从规范

2、角度来看，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历史界限从来都是成问题的【29】。另外，社会福利国家的发展历史也充分表明，公民的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之间的界限是变动不居的，因此，如果公民可以向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诉求其主观自由的"公平价值"，那么，上述区分就必须成为公民政治意志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如果正义论把（罗尔斯只是偶尔提到过的）"法律调节"与"政治"区别开来的话，它本来是可以更好地解释上述情况的。政治共同体中的共同生活，最终要用实证法和强制法来合法地加以调节【30】。因而，基本的问题在于：如果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愿意让实证法和强制

3、法来调节他们彼此的共存，那么，他们必须相互承认对方什么样的权利呢？依据康德对合法性的定义，强制法只能处理个人之间的外部关系，因而针对的是主体的意志自由，这些主体只要把自己的善的概念作为行为取向。所以，现代法律一方面用可以诉求的主体行为自由来界定法律人格的身份，而且，这些自由可以由主体根据自己的偏好而加以使用。但是，由于正当的法律秩序从道德理由上讲也是必须遵守的，因此，私法主体的合法地位要由平等主体的行为自由权利来加以确定【31】。另一方面，作为实证法或成文法，这种媒介也需要发挥政治立法者的作用，其中，立法的合法性要由民主

4、程序来加以解释，而民主程序保证了公民的政治自主。只有当公民们同时把自己视为法律的制定者，并且也认识到作为接受者必须遵从这些法律的时候，他们在政治上才能说是自主的。只有通过强制法的形式，把具有立法资格的民主公民的身份加以制度化，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之间的辨证关系才能清楚地表现出来。由于强制法针对的是个人，如果没有主体的私人权利，他们根本就不能获得作为法律人格的地位，所以，公民的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之间互为前提。正如上文所说，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这两种因素在实证法和强制法概念中是纠缠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可以诉求的主体行为自由，用以保

5、障单个法律人格的私人自主，那就根本没有什么权利可言；如果缺少共同的民主立法过程，可供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参与其中，也就没有什么正当的法律可言。如果我们这样来解释法律概念，我们很容易就会看到，自由权利的规范实质早已包含在（法律）这一中介之中，而这种中介对于主权公民公共运用理性获得法律制度化是必不可少的。这样，进一步分析的目标就是话语意见和话语意志形成过程的交往前提和程序，而理性的公用就反映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这个问题，我在这里无法展开详细的论述【32】。这样一种程序主义的道德理论和法律理论比起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来，可谓既明智又不明

6、智。说它更加明智一些，是因为它仅仅关注理性公共运用过程的程序方面，并根据其法律制度化观念来阐明法律系统。它可以使更多的问题处于开放之中，因为它更多地是依赖于一个合理的意见和意志形成过程。罗尔斯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哲学可以优先建构一个公正而且可以达成共识的社会观念，而公民们则把这一观念当作平台，来判断现存的制度和政策。相反，我主张，哲学应当仅限于澄清道德视角和民主程序，仅限于分析理性话语和协商的前提条件。在这种角色中，哲学不必采用一种建构性的方法，而只要采用一种重构性的方法。此时此地必须寻找到的实质性答案，被哲学交给了参与

7、者，他们或多或少已经受到了启蒙，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作出这样的解答。但这并排除，哲学家--作为知识分子，而不是作为专家--也将参与公共论争。罗尔斯坚持的是一种不同的明智考虑。他想把"规避的方法"转变成哲学自身的事情，这种"规避的方法"在处理政治正义性问题时应当会达成"重叠共识"。政治哲学应当发展成为专门的学科，以便尽可能地回避五花八门的专业问题。正如从眼前这个精彩例子中所看到的，这种回避策略导致的可能是一种值得惊叹的完善理论。但是，罗尔斯本人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来"自由"阐述他的理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的"政治建构主义"

8、将他卷入了有关理性和真理的无穷论证之中。他的人格概念也已经超越了政治哲学的界限。理论最初所指明的发展方向，同样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专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争论是有多种可能性的，而且还处于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之中。在我看来，冒昧地进入邻近的领域从事研究，往往是不可避免的，有时也是富于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