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郑也夫和他的《科场现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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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郑也夫和他的《科场现形记》对于郑也夫和他的《科场现形记》导读：郑也夫和他的《科场现形记》的印象是——量化一切。　　在衡中，对时间精确到分钟的制约，并不只出现在作息表上。每一间宿舍的门上都有一扇小窗户便于老师检查，任何有可能被视为不按时睡觉的行为，都有被记违纪的风险。　　一名姓刘的受访者直言不讳地告诉智楠，因为早上没有时间叠被子，她几乎整整3年睡觉时都没有脱过衣服，即使冬天也只是盖着羽绒服睡觉，“曾有一家媒体记者回忆采访郑也夫时，请他换个姿势，配合照相，他一口回绝：“我就这样坐着，边聊边拍，我不表演。”　　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退休前的最后一件事，是领着学生们“批判”中国教育。　　这堂课名叫做《批判的教育社会学》，要求学生们进行一项社会调查，“翔实地描述教育领域中的某一个博弈、现象或勾当”。　　比如，一所乡村学校如何倾全校之力迎接检查，一所高中如何通过鼓励学生弃考制造升学声誉，一个制造高考神话的超级中学如何以分钟计算、精确制约学生…… 　　今年1月，这些年轻人的课程论文结集出版，题为《科场现形记》。这本书没有口号式的批判，也没有讨论那些大而无当的宏观理由，更没有去试图把一个个理由上升到理论高度。　　不是争胜，而是争理　　郑也夫曾是“电视明星学者”，主持过《东方之子》，做过《实话实说》总策划，还在《百家讲坛》、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等节目中频频露脸。但很快，他就失去了兴趣，因为“管制太重、谈论空间狭窄”，“有朋友找我做策划，给多少钱我都不干。我给你提10个倡议，你只用一个，最好的都枪毙了。”　　当郑也夫开始形容自己在教育领域里的角色时，他先后称自己为“怪物”、“边缘人”以及“超龄愤青”。曾有一家媒体记者回忆采访郑也夫时，请他换个姿势，配合照相，他一口回绝：“我就这样坐着，边聊边拍，我不表演。”　　他反对科研腐败，为此从来不申请国家给钱的课题项目；他发现北大运动会上存在体育特长生冒名顶替参赛的现象，便给副校长写信要求体育部整改；他甚至不惮于公开抨击北大社会学系的研究生试题出得“太过垃圾”——在考试培训机构的“帮助”下，连一本社会学专著都没有读过的学生也有了进入面试阶段的可能，郑也夫将此视为出题者同考生博弈中的完败。 　　“老爷子不是争胜，而是争理。只要他认为在理的东西就会力争到底。”一名硕士生这样评价郑也夫的性格。　　郑也夫从来不开必修课，“凭什么我的课你就必须来，必须学？我不愿意发生这种误会，所以我只开选修课，选我课的，都是自愿上贼船，有点兴趣了，再加上点缘分，咱们就同舟共济一段。”　　他的课堂一向是两个旋律并行：理论传授与学生的社会调查作业。而且，郑也夫对于学生完成一份有价值的社会调查的看重程度，丝毫不亚于前者。　　一名学生记得，郑也夫在第一堂课上就强调这门课“不伺候八股”，而学期作业也不是“论文”，而是一项“实情研究”，“他说想要我们讲好一个故事，最好是一个别人没有讲过的故事。”　　不需要廉价的批判　　智楠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大四学生。一年半之前，她选上了郑教授的这门课。她记得郑也夫当时曾说过，“你们的作业不用写成标准的论文格式，做一个调查就可以”。　　她决定以衡水中学，一所连续13年成为河北省高考第一名的超级中学为调查主题。“我就是想客观地做一个记录。”智楠回忆，自己先后采访了5名2010年毕业于衡中的学生，他们对于衡中最为一致的印象是——量化一切。 　　在衡中，对时间精确到分钟的制约，并不只出现在作息表上。每一间宿舍的门上都有一扇小窗户便于老师检查，任何有可能被视为不按时睡觉的行为，都有被记违纪的风险。　　一名姓刘的受访者直言不讳地告诉智楠，因为早上没有时间叠被子，她几乎整整3年睡觉时都没有脱过衣服，即使冬天也只是盖着羽绒服睡觉，“在衡中这样的现象也不是少数”。　　但令智楠感到意外的是，伴随着高考的成功，大部分接受采访的衡中毕业生都对那段生活产生了某种认同感。一名曾经“在高中想要挑战它”的同学如今已经转变了看法，“其实衡中教给我们的东西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一种抗压能力。”另一个明确的支持者则提出，这种管理模式的优势在于，能让学生在3年的时间里只认真干学习这一件事，他甚至表示，如果自己有了孩子，“仍然会送他去衡中学习”。　　后来，智楠给自己的作业起了一个题目，叫《学生眼中的“衡水模式”》，但在通篇文章里，她几乎没有给出任何具有价值判断的个人评价，文中也找不到一点“批判”的影子。　　“这就是我想要的。”郑也夫说。尽管他在讲课时不乏批判姿态，但在指导学生作业时却“最忌讳批判”。 　　他强调道：“在这个阶段，高水平的批判你还达不到，廉价的批判你就别来了，用不着你褒贬。你要做就做一个范儿比较正的东西，去呈现复杂，去表现细节，把事情运转的真实情况写出来就是最大的作用。”　　真实是最大的力量　　在《科场现形记》的编者按中，郑也夫提及了自己对弟子们的期待：没有比他们更胜任写出“教育实情”的人……他们完成这些文章的最大优势是，初进高校，中学生活的记忆依旧鲜活，而那段生活之吊诡，真的比想象更离奇。　　“有时候连我都以为是编出来的。”郑也夫记得，有一次在看到一名学生的作业后，他急切地要与对方见面。　　“这是真的吗？是在你的小时候发生的吗？不是传闻吗？”他一口气抛出了三个理由。原来，这名学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边远地区的县城里，每逢高考，有权势的人便会打听清楚谁的学习成绩最好，并安排自己的子女坐在其旁边抄袭试卷。以至于到后来，这个县城里的优秀学生不得不纷纷以高考移民的方式逃离此地。　　“这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郑也夫说。 　　最终收录书中的学生作业共有43篇，书的封面上用黑体字印着这些话题的关键词：奥林匹克竞赛班的记忆、高考移民自述、北京示范高中的借读生、高中招生大战、一所中学教改的导师制、寄宿教师家庭、为奥数殉葬的北大人……　　有一篇被郑也夫津津乐道的作业是《一所乡村学校迎检过程考察》，记录的是一个乡村学校如何迎接“省教育督导室”检查的故事。　　根据校领导的讲述，从5月份的动员大会开始到10月底的正式检查，在整整6个月的时间里，将近200名教师平均每天要多加班两个小时。这意味着，全校教师要为了这次迎检足足多工作72000个小时，这相当于一个人9000个工作日的工作量。　　除了时间，金钱是顺利迎检所必须付出的另一项成本。　　“检查说白了就一句话，看你的钱花够了没。花够了就万事大吉，没花够就凡事遭殃。”据县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回忆，就在检查之前，县长曾经专门去过省里一趟，“拜访”教育厅的几名领导干部，“其实就是到省里送礼去了，主要目的是为后面的工作开展做铺垫”。　　值得玩味的是，一旦“准备工作”做到位，检查当天的工作便简单起来——足足准备了半年之久的检查竟然只持续了短短的几个小时。在一番汇报之后，督导小组给出了颇高的评价，尽管他们并没有看到学生—— 为了避开检查小组与学生接触，学校临时将课间休息的时间提前了10分钟。　　郑也夫对这篇作业给出的评价是：如果你不谙上级检查组对学校的视察，还算不上了解吾国教育的生态。　　当这门课讲完第五轮的时候，郑也夫也到了要退休的年龄。而这些年轻人大多不知道，为了这门课的学生作业可以结集出版，郑也夫先后找了好几家相熟的出版社，“我说如果你们想出版我的新书，就得把学生们的作业也捆绑出版”。　　五六年前，清华法学院的王亚新教授对他说：“你学生的文集，是我课上的必读书，有时候读他们的文章，比读你的书还有乐趣。”去年，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谢晓晶也找到郑也夫：“我要求我们学习写剧本的学生必须来看你学生们的文集。时下的剧作家总是胡编乱造一些故事，根本不知道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什么。”　　当捧着《科场现形记》讲起这些往事的时候，郑也夫高兴得像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