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下的山西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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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下的山西票号　　一、引言　　　　山西票号多年来一直是学者关注的对象，而关注的角度也是大不相同。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分析，总是可以得到其想要的结论，但是，不同观点背后隐藏的是如何对客观现实进行更好把握。如果没有遵循内在逻辑一致的分析过程，得出的结论不仅说服力不强，甚至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尝试用新的方法对山西票号进行重新发掘，孔祥毅（2002）从宏观的中西对比的角度对商业革命进行分析，为我们很好地理解山西票号在历史中的地位做出诠释。杨艳红（2002）以山西票号兴衰的这一期间为片断，研究文化、伦理与

2、社会制序的关系，比起当代其他的经济现象或者热点，也许通过对票号的分析可以得出冷静的判断。高岳兴（2003）运用现代金融学中的期权激励制度和山西票号的“身股”进行比较，考察了代理人的激励方式，对山西票号的激励机制进行了剖析。更广泛对山西票号的激励制度的分析见李勇（2003）。也有学者尝试用博弈论的方式对诚信问题进行解读（谢光启、魏子力，2004）。　　票号在中国金融史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从战略意义上讲，票号的演进讲述了内生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史。传统的观念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政府对商业的治理采取的是抑制的手法，“重农抑商”成为商业在历

3、史上发展环境的真实写照。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票号为什么还能掀起商业的高潮呢？本文试图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对山西票号进行新的诠释。交易成本经济学因其独特的解释力视角在经济学、法学以及组织学等多个学科得到广泛的应用，特别是通过分析组织问题把微观扩展到宏观分析。因此，本文选择这个视角能够放宽历史的视野，把票号的兴衰成败放到交易成本的框架下进行分析。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核心分析工具是交易成本，经济组织的出现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同样经济组织的衰败也是由于交易成本持续提高到经济组织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下，票号的演变得

4、以清晰地展现。考察票号的产生正是遵循这一原则。　　文章提出两个假定。假定1，票号商的有限理性。理性不以时间的推移而退化，但是，票号商也无法实现完全理性，因为信息永远是不完全的。　　假定2，相比现在，在19世纪的中国，信息的流动要远远滞后于今天。票号商的信息流动渠道可以有商业信函、飞鸽传书等。在信息流动渠道比较单一的社会中，信息的制约更加严重。　　　　二、交易成本和票号的产生　　　　票号产生的时代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同时也是货币制度从传统的铜钱货币制度向银两货币与铜钱货币并行的转变时期。对外经济交往的扩展和商品的流通使得货币兑

5、换和清点搬运变得异常困难，资金的紧缺又制约了南货北运的发展。商业活动在缺乏中介的衔接和贯通下不能通畅，交易成本极高。而传统的镖局在信息传递和资金运送过程中开支浩繁，费时误事，社会动荡使得风险放大，“镖运现金与商业的及时清偿及现款稳妥调拨的矛盾日渐尖锐”（孔祥毅，1986）。　　另一方面，从个体来说，商品的跨地区流通使得商人在家文化的指引下在异地经商变得两难。既要花费精力经商，还要劳神设法向家传递自己平安的信息。当权衡两者的成本高于经商带来的收益的时候，不少商人没有实现商业富家的梦想。但是，总有一些商人能够忍受不能照顾家庭带来的损失

6、，从经商带来的回报中寻求弥补，抑或是在“产业报国”的精神激励下实现零的突破。①商业的成功使得商人在得到丰厚回报的同时减少思考远离家乡带来的痛苦，因为这方面的损失是不能用货币来弥补或者衡量的。　　正因为如此，商人在贸易中为了节省传递家信和赡养家口的成本，可以专心从事商贸，民信局在分工中应运而生。②尽管民信局只是信息传递的中介，但是民信局的层级结构为票号的产生提供了模板。“一家民信局在多个地方设立字号；未设字号城市的信件，委托别的字号转寄，民信局实现了汇通天下”（黄鉴辉，2001）。在山西，随着颜料的发展，平遥县的“西玉成颜料庄”开始

7、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设立分庄。北京分庄为山西同乡办理异地现款兑拨，收取一定的手续费。这种商业模式取得了成功，成为获利不菲的生财渠道。西玉成颜料庄遂改名“日升昌”，专营汇兑。服务的对象也从原来的同乡同行扩展到各行各业。于是，票号在山西蓬勃而起。　　　　三、票号的治理结构　　　　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中，基本的交易属性有三个特点：一是交易具有风险或者不确定性，产生风险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二是大多数资产涉及到为某类资产的购置而融资；三是交易在诸如税收地位等法律和制度特征方面可能有所不同，并且这些细节上的

8、差异能够对交易的赢利性产生影响。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贡献在于通过对交易的分析把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统一到经营环境当中。在此基础上的治理结构如下图所示。　　　　在图中，从左到右的治理能力逐渐增加，但同时资产的流动性逐渐递减。究竟采用何种治理结构依照的是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