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制度变迁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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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举制度变迁的追问

2、第1内容加载中...　有权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需要公正、合理和完善的选举制度来支撑。50多年来，人大选举的制度设计及其操作历经波折、变迁。当前，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反思并调适选举制度与民主诉求、选举权利与现实操作的距离，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障公民民主权利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1953年选举法：制度蓝本新中国选举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是，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选举法》。无产阶级的选举理论认为，只有普遍、直接、平等的选举才可以

3、说是民主的选举，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提出，实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按照这些原则和标准来衡量，当时选举制度设计的民主程度不算很高。比如说，剥夺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规定城乡代表的人口比例不同，县级及其以上实行间接选举，基层政权单位一般采用举手表决的选举方法，没有明确规定提名主体提出代表候选人的人数（1953年4月中央选举委发出《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规定一般实行等额选举），代表候选人基本上是党组织提名，等等。邓小平在选举法草案说明中坦陈，选举制度“不够完备”，“这

4、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人民还有很多缺乏选举经验以及文盲尚多等等实际情况所决定的”，“着眼于实际的民主”。客观的说，选举法的规定可以理解，符合实情。当饱尝专制、官僚压迫之苦，从未真正行使过选举权利的中国老百姓能够以此为武器，以自己的意志行使民主权利，扬起手中的鞭子鞭策政权机关，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民主大跨越。选举法颁布三个月后，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第一次普选，中国农民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开始民主操练。浙江余姚市退休干部洪祖裕珍藏着十四张自己的选民证，第一张是1954年2月领的。他回忆说，组织上派他

5、参加丈亭乡选举委员会工作。他走村串户，宣传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选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被剥夺政治权利，不能发给选民证。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选民提出人大代表候选人，凭选民证选举人大代表，代表们再在人代会上选举乡长、副乡长。洪祖裕当时是一名共青团员，年纪轻，不懂选举工作，那年他开始学习选举法，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珍藏了这张选民证作纪念。洪祖裕的经历见证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激奋和庄重。尤其应该肯定的是，1953年选举法及有关的选举文件确立我国选举制度的“蓝本”：普遍

6、选举，平等的选举权，直接选举和无记名投票，照顾少数民族的选举权权利，规定党组织、民主党派、选民或代表的提名权，按居住状况划分选区等等。这些内容基本上为1954宪法确认，大都至今仍然沿用。像县、市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专门受理有关选举的诉讼案件等做法，到今天仍有借鉴价值。在人大未依法产生的情况下，中央人民政府颁布选举法是无可非议的特例，但选举中仍由政府主持、超过法定代表名额报上一级政府批准等，对代表监督缺乏规范，也凸现制度设计的本源性不合理，给人以人大选举受制于政府，选举的“工具主义”等口实。特别

7、是代表名额的大幅度增加，如全国人大代表的“席位”由第一、二届的各1226人翻番到第三届的3000多人，蔡定剑博士指出，“从人大代表名额的发展过程，反映选举和人民代表大会形式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尽管如此，他认为，1953年到“文革”前，“选举制度运转是正常的”。1979年选举法：调适诉求“文化大革命”摧毁了选举制度。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1953年选举法为框架重新制定选举法，我国选举制度朝民主、法治方向作了重要改革。选举法历经三次修改，中央多次发文指导选举，不断调适选举制度与民主

8、诉求的冲突。期间虽然有民主紧缩和选举的退步，但总的来说，民主气氛浓厚，选举生动活泼，公民的政治激情释放比较到位1979年选举法作出六大改革：直接选举由乡镇扩大到县一级；确立差额选举制度（国家机关领导人员中副职必须差额选举，正职原则上实行差额选举，但可以等额选举），设立预选程序；采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充分民主地提出候选人的办法”，代表或选民与政党、人民团体的提名权法律地位平等；宣传候选人比较民主，提名人“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规定无记名秘密投票的投票方法；增设监督、罢免、补选代表的

9、规定。此外，还规定代表名额决定权下发，保障少数民族的被选举权，选举组织工作由行政机关移交国家权力机关，按居住状况同时又按生产单位划分选区等。新中国第二部选举法站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国家长治久安、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的高度来改革制度设计，选举制度获得巨大历史进步。1980年前后，中国基层群众再一次燃起久违的民主热忱，乡镇人大直选的同时，全国第一次县级人大直选拉开帷幕。据1981年9月的全国县级直选总结报告，2356个县级选举单位完成选举工作，平均1249人选出1名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