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民史》的史料及史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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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移民史》的史料及史实问题《中国移民史》（全六卷，葛剑雄主编，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是新近出版的一部多卷本移民通史。全书的重点是描述移民的过程，勾勒移民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它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移民史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但是，也存在一系列直接影响其学术价值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史料问题。作者对构筑移民史的许多基本史料缺乏全面的掌握和深入的理解，重要而关键的史料收集有失漏；未探究史源，或版本使用不当而致误者也颇多。此外，对移民数字的估计存在偏差，对相关历史地理的状况认识不够。这些都使作者所著力描述

2、的移民过程，即迁徙的时间、地区、规模等，不尽可靠。　　其次，研究对象不够确定。以往的研究，大多将“移民”当做一个尽人皆知的概念，没有对它进行严格的界定。有鉴于此，作者在对种种说法进行辨析的基础上，明确地说：“我们为本书确定的移民的定义是：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1/10）[1]这对移民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它避免了将所有的人口空间移动都视作“移民”的简单化倾向。但是，作者在具体的研究中，却未能严格遵从这一界定，如“西汉期间其他徙关中类型”中的“特殊身份的移民”，作者认为“他们的数量是很少的

3、，……不过从我们规定的移民定义看，……实际上大多已成为迁入关中的移民了。”（2/114）既然徙入关中的人口数量“很少”，似不符合作者所规定的“具有一定数量”的“移民”定义。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或随意性，必然会影响对移民状况的认识。　　再次，研究的深度不够。本书对移民过程的考证虽不乏精到之处，但在总体上，仍然主要是对“过程”的描述；对移民的影响和作用，也大多停留在列举现象的阶段。　　本文对此书暂不作全面评介，只是就管见所及，对其史料收集、理解、使用，史实疏误以及其它其关问题略作评析，千虑一得，以备参考。一史料问题　　本书在史料的收集、

4、理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较为严重。标注的引文出处与所引文献有不相符合之处，如注明引文出自“倪岳《屯御疏》，《明经世文编》卷69”（5/293注①），但《明经世文编》该卷辑录的是王越的《王威宁文集》，倪岳之文辑录在卷77、78。仔细检核，方知作者所征引的文字出自《明经世文编》卷77倪岳的《论西北备边事宜疏》。[2]这样的失误，如果还可以用“疏于检核”作解，那么，我们根据作者所标明的出处，却未能找到原文就难以理解了。　　如“原在乃蛮国可汗处掌管印玺并管理钱谷事务的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在乃蛮国灭时成为俘虏，后随蒙军征战并迁居中原。”（4/56

5、0-561）标注根据的是《元史·塔塔统阿传》。该传记载了塔塔统阿被俘后受命教太子诸王畏兀儿字；太宗即位，又受命“司内府玉玺金帛”，却没有他“随蒙古军征战并迁居中原”的记载。作者所据显然不是《元史》本传。再如：“吐鲁番部众也有内附明境边内者。如嘉靖七年（1528年），吐鲁番大头目牙木兰率众3000帐入关归附，他们被安置于湖广鄂城”。（5/454）所注出处是“严从周《殊域周咨录》卷15《撒马儿罕》”；未标版本。颇疑“严从周”乃“严从简”之误，因该书该卷确是“撒马儿罕”条。果如此，则该条嘉靖七年收有王琼疏，中有“查得先该巡抚都御史陈九畴

6、原议，要将土鲁蕃、哈密贡回夷人俱发两广地面安置，先任提督尚书杨一清为国忠谋，反复辩论，将哈密、土鲁蕃贡回夷人改拟腹里羁候，待虏情向背已定，另为议处。”[3]并无安置于湖广鄂城事。又如，作者引用《明史·地理志》记载“李文忠等取元上都，设开平卫及兴和等千户所”（5/284注①）。细检原文，却未见到此条。又如征引清代档案，未标出档案编号，如注作“朱批奏折。允禄等折，乾隆二年三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6/154注③）；征引广东巡抚杨文干奏，注其出处为“《朱批谕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6/391注③）等。　　出现这样的问题

7、，似乎说明作者并没有真正见到他所引用的这些史料的出处。倘确实未曾寓目，而又未标示其来源，读者如何能相信作者引用史料的真实性？又如何能相信依据这样的史料所得出的结论？对史料收集不够，理解有误，还都只能影响与这些史料相关的具体的论断；如果作者在引用史料时，存在上述态度问题，其所影响者可能就是全书！　　（一）史料理解的错误　　本书作者对史料理解错误之处颇多，其中直接影响到对移民认识的错误就不少。　　关于宋代秦州的内迁边民，作者认为“在庆历八年（1048年）前的数十年间，秦州……城外的居民及驻军已达几万家。”（4/51）他所依据的是尹洙《

8、河南集》卷4“秦州新筑东西城记”。但复检原文，乃云“秦州自昔为用武地，城垒粗完，数十年戎落内属益众，……民颇附城而居。韩公作镇之初年，籍城外居民暨屯营几万家……以益城为请”。[4]此处“几”乃“近”之意，指近万家，而非数万家。这就涉及到了移民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