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成长的精神向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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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成长的精神向度（下）二、神灵之法与人世之法　　如果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宗教的起源早于正式法律的产生。法律的成长过程与宗教密切关联。宗教有不同形式，包括有泛灵论的自然崇拜、多神教或一神教的超人格神及人格神崇拜，以及追踪并认同血统的祖先崇拜等。宗教通常信奉神灵的权威，尊崇超自然的力量，诉诸超验的精神感应，具有非理性的特征。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宗教在特定的社会中曾经长期作为统治社会的精神力量和表征文化的外在形式。在宗教占据统治地位或影响较大的族群、国家中，法律往往披上了宗教的外衣，通过诉诸神灵的权威，获得了正当性的基础。　　

2、在古代社会，神灵之法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　　法律被奉为神圣命令。在宗教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些社会，宗教法也成为具有最高权威的法律，甚至被奉为惟一的法律。例如，犹太教法、天主教教会法、印度教法和伊斯兰法都是宗教法。这些法律是典型的神灵之法，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神灵被奉为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神灵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决定着自然与人类的命运，是人类的终极立法者和司法者。神灵有不同名称，在犹太教与基督教中，最高神是耶和华；在印度教中，最高神是梵天；在伊斯兰教中，最高神是安拉；在中国古代，最高

3、的神是上帝、天。　　第二，法律被奉为神灵对世人的命令，是神意的表达。这种神命和神意被认为绝对正确，其效力超越时空，万世不移，永恒不变，世人只有服从的义务，毫无怀疑和更改的权利。无论犹太教法关于禁止利息的禁则，（注：关于犹太教禁止收取利息的规定，见《旧约·以西法书》，第22章，第12节；R.deVaux，AncientIsrael，Vol.1，McGraonandSchuster，1972，pp.31-32.）历史上，因为法律与神灵密切相关联，故法官有法律的神谕宣示者（注：美国学者道森将处在判例法体制之下的法官形象地称作“神谕的

4、宣示者”（oracles），并以此为题出版了一部专著，参见J.P.Daent）的过程之后，脱离了宗教而成为体现世俗理性的人世之法。近代以来，虽然在世界少数神权国家或宗教势力较强的社会法律仍然带有神灵之法的特性，但是它们也多少受到了世俗化潮流的冲击。在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中，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被代之以政教分离的世俗政府；君权神授的原则被代之以主权在民的民主原则；超验的神灵之法被代之以实在的人世之法。由此，法律被认为是民意的表达，而不再被认为是神灵的命令；法律关注的是尘世的现实事务，而不再关注天国里的来世命运；法律重视的是“理性人”的

5、外在行为，而不再重视“宗教人”的内在信仰；法律侧重的是保障个人的权利，而不再侧重确保神灵的义务；法律注重的是保护个人的选择自由，而不再注重维护神灵的绝对权威；法律所规定的纠纷解决方式是诉诸世俗的理性司法，而不再诉诸超验的神明裁判。不过，法律脱离了神灵权威，变成了人世之法，却导致了法律不再被信仰，从而引起了现代法治的危机。　　三、情感之法与理性之法　　在古代社会，先民们的直觉经验与对自然的神秘感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其思想和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直觉情感的支配，很少对原因与结果、（注：据载，勘察加半岛的人处死所有在暴风雨天气出生的婴儿；

6、马达加斯加部落将凡是出生在3月或4月、在周三或周五、每个月最后一周的婴儿全部抛弃野外、投水淹死或活埋，如系双胞胎，则认为是通奸的产物，其中的一个或两者同时被处死，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作为两个人的父亲。例如，南美洲印第安人中的富伊加人（Fuegians）很少有超过12人以上的团体；通古斯人（Tungus）很少有10个帐篷连在一起的；澳洲的原始游牧民族人数通常不多于60人。参见.A.Glendon，M.p;C.Osakan，AHistoryofAmericanLaonSchuster，Inc.，1985，pp.316-317.）的

7、事例很多。　　在所有专制主义社会，法律会因君王的任性而具有情感之法的特征。那么，是否民主社会的法律定会摆脱情感之法的气质呢？实际答案是否定的。以古希腊的雅典城邦所实行的直接民主制为例，当时男性公民都有权直接参与立法，但是，民众的立法完全凭借正义的直觉和朴素的情感，这使得雅典民主制下的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受大众情感左右的法律。　　古希腊雅典的法律作为情感之法的特质还表现在司法方面，其中最为典型的表现是大众司法和陶片放逐法。司法方面的特色是法官由外行民众担任，以通过抽签选定的5000名男性公民作为法庭的陪审员候选人。他们分别组成

8、法庭，依照正义的意识做出判决，无须陈述任何理由。陶片放逐法的做法是在达到法定人数6000人的特别集会上，通过陶片表决的方式来决定是否将某人放逐。　　始于中世纪的西方陪审制也体现了情感之法的特质，无论是英美的陪审制，还是欧洲大陆的陪审制，都是依据非法律职业的大众情感做出裁断，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