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如何诞生的？——美国新自由主义与社会契约论

《国家是如何诞生的？——美国新自由主义与社会契约论》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国家是如何诞生的？——美国新自由主义与社会契约论

2、第1　　同古典自由主义一样，诺奇克接受了“自然状态”概念，承认在国家产生之前人们处于或好或坏的“自然状态”之中。但是从“自然状态”到国家诞生在诺奇克的国家理论中却是一个非契约论的过程。他对这一过程的论证可以分为三步。　　第一步所达到的社会安排被诺奇克称之为“支配的保护性社团”。诺奇克提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惩罚犯罪和索取赔偿的权利。为适应人们的安全需要，某些专业性保护机构便产生了。它们出售保护服务，为委托人索取赔偿和进行惩罚。

3、在一个地区之内，最初可能存在着许多这样的专业保护机构，但由于相互竞争，最终一个地区会出现一个击败其他机构的“支配的保护性社团”，它承担此地区内的全部保护性服务。[⑨]　　第二步所达到的社会机构是“超弱意义的国家”。在存在着唯一一个“支配的保护性社团”的地区之内，一些人付钱给这个保护机构，以购买保护服务。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独立者”，他们不想加入或者没有能力加入保护性社团。这样当“独立者”与“委托人”之间发生伤害时，麻烦就产生了。诺奇克认为，如果“独立者”以一种可靠的程序来实行恰如其份的惩罚，那么他

4、有权利这样做，其他任何人或机构都无权干涉。但是，个人行动的程序是非常不可靠的，常常会错误地惩罚一个无罪者，或者对有罪者惩罚过份，从而在人群中造成恐慌。为了保持安定，这个地区的“支配的保护性社团”将禁止任何个人的报复行为，由它自己垄断全部惩罚和索取赔偿的权力。这种社会安排被诺奇克称为“超弱意义的国家”（ultraminimalstate）。但他认为，“超弱意义的国家”还不是真正的国家，因为它只为付钱的委托人服务。[⑩]　　第三步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的诞生。“超弱意义的国家”是依靠强力来获取使用强力

5、的垄断权的，严格说来，这种权力并不合法。“超弱意义的国家”无权禁止“独立者”在自己受到伤害时进行报复和索取赔偿，无权强迫“独立者”放弃强行正义的权利。仅仅根据“独立者”行动程序的不可靠性来禁止他们使用报复，剥夺他们保护自己的权利，这种理由并不充分，也损害了“独立者”的利益。因此，“超弱意义的国家”要使自己对强力使用的垄断成为合法的和合乎道德的，就必须给予“独立者”以赔偿。这就是诺奇克所谓的“赠偿原则”。如果“独立者”被禁止强行正义需要赔偿，在诺奇克看来，最省钱的赔偿方式就是为“独立者”提供保护服

6、务。这种既拥有强力使用垄断权又能为所有公民提供保护的社会机构就是“最弱意义的国家”。国家由此便真正诞生了。[①①]　　如果说罗尔斯主张“正义的首要性”，那么诺奇克坚持“权利的首要性”。诺奇克认为，国家不得侵犯个人的权利，只有这们它才是合法的和合乎道德的。所以，关于国家的合理证明不仅要说明国家是如何诞生的，而且还要证明国家的诞生和延续没有侵犯任何个人权利。诺奇克反对“契约论”，不仅在于“契约论”是一个不必要的假设，而且在于“契约论”无法解决个人权利问题。　　与先前的契约论相比，诺奇克的国家理论具有

7、重要意义。第一，它打破了传统政治哲学中“自然状态”与“国家”之间的僵硬界限，说明国家诞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增加了人类历史的连续性和可理解性。第二，对于“国家是如何诞生的”这个问题，它给予一种比其他自由主义都更为合理的理论解释，为国家产生提供了一幅比“契约论”更为逼真的画面。第三，它在政治哲学上提出了反契约论的“范式”，打破了“契约论”几个世纪以来一统天下的局面，为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创造了契机。　　四、自由主义的历史模式　　国家理论在西方政治哲学中是一个合理证明的问题。如果说问题正如本文标题那

8、样，即“国家是如何诞生的”，那么西方政治哲学所追求的回答不是描述某种国家在历史上是如何真实发生的，而是给所有形态的国家的产生和持续存在以一个合理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诺奇克的“反契约论”比“古典契约论”和“新契约论”更加真实，不如说它比它们在理论解释上都更为合理。　　但是，不论是诺奇克的“反契约论”，还是罗尔斯以及先前的各种“契约论”，它们通通都属于自由主义，而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存在着一个根本的问题，即试图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发现某种确定不移的模式。本文讨论的“古典契约论”、“新契约论”和

9、“反契约论”都是这类自由主义历史模式：它们立足于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它们本身也只是西方历史长河中某一阶段的产物，但却声称是对所有文化的全部历史都有效的理论解释；它们依赖于西方社会文化背景，而且也显然带有这种文化印记，但却宣称自己是普遍必然的，达到了所有人类社会的终极真理。然而，人类社会是极其复杂的，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文明特性和独特的文化传承关系，因此，历史没有普遍必然的唯一模式，也没有支配所有文明始终的单一价值原则。将西方的自由主义提升为适合于全人类所有不同文明社会的唯一模式，这只能是“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