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史观看中日钓鱼台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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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大历史观看中日钓鱼台争端

2、第1　2003年7月，台湾当局宣布将不顾中国大陆政府的反对，与日本政府就钓鱼台海域的资源开发单方面签署搁置争议、合作开发协议。此一消息公布，立即引起海内外中国人的震惊。大历史观注重将典型的历史事件置于历史演变的大脉络中，以小知大。而不太纠缠于历史事件本身的枝尾末节。钓鱼台争端正是这样的历史事件。本文从大历史观的视角出发，将钓鱼台争端置于近代以来中日关系演变的重大历史时刻，全面考察钓鱼台争端对中日关系以及海峡两岸在此问题上沉痛的历史教训。从钓鱼台争端的历史缘起来看，钓鱼台是日本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乘势追击

3、“窃占”的中国领土。而日本“窃占”密谋的9年过程，是与日本对琉球“废藩置县”、对台湾试图侵占、以及“征韩论”的大动作相辅相成的。日本“脱亚入欧”，学习西方殖民者对“大土地”的侵占与对“小土地”的“窃占”与晚清中国政府对周围宗藩属国的所谓“化外之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二战后钓鱼台争端的演变，无论是在1950年前后的韩战与对日媾和，还是1972年的美日琉球返还，以及1990年代的两岸关系来看，钓鱼台争端是日本利用美中关系与“两个中国”的局面，重新崛起的历史写照；而海峡两岸中国人应当从钓鱼台争端演变的历史教训中警醒过来，求同存异，合作双赢。

4、一.研究的缘起钓鱼台列屿争端在中日关系中，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研究。从近代史来看，它是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从国际法来看，它是领土主权的归属问题；从海洋开发来看，它涉及未来东海石油与海洋资源的开发问题。在上述研究领域，海峡两岸的中国学术界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笔者对钓鱼台列屿与中日关系的关注长达20年之久。1998来，笔者先后到日本与宝岛台湾进行相关研究与资料收集。还与日本学者共同出版了钓鱼台列域研究资料汇编。去年又到政治大学中山所讲授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课程，课余与台湾的师生和钓鱼岛研究的学术先进请教。所得颇丰，所感颇深：50岁左右的教授辈“

5、保钓”前辈们激情澎湃的心声，仍然在我脑海冲撞；而李登辉先生的钓鱼台“日属论”以及民进党领袖们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支支吾吾的态度，又深深地令人惊讶。但是，无论是谁，台湾的“保钓”先进或钓鱼台“日属论”者，大都反对海峡两岸在钓鱼岛问题进行合作。检视中国近代史上的中日关系?D?D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淮湘矛盾”，民国初年的南北政府，后来的国共相争，1949年后的两岸关系?D?D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中国人民被帝国列强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历史，迄今尚未完结。而钓鱼岛问题正是这一历史的缩影。二，研究的现状与方法论的选择自从70年代初钓鱼岛

6、争端凸起之时，中日两国学者对该领土争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基本方法论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历史学与法律学。当然，这两种研究方法并非完全分开。而是交相并用，或以谁为主，兼用其他。历史学者倚重历史学的方法，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以证明钓鱼岛的归属，而兼用国际法的原理批驳对方的观点站不住脚；国际法学者则倚重国际法,对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并得出有利于本国立场的结论。纵观中国学界钓鱼台问题的研究现状，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与问题：第一，能够从历史地理依据和法理依据等多个角度入手，为维护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地位辩护。历史学方面主要在于从微观、具体的方面寻找与钓鱼岛

7、争端相关历史文件、民间资料、以及历史地图等，借以论证钓鱼岛的归属权。微观角度研究钓鱼岛之类的领土争端，是非常重要的。它为钓鱼岛争端提供了基本的历史材料。但是，如果比较中日两国学者的立场，因为立场迥异，其研究所选材料自然偏向本国立场。这也使得某些资料的取舍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取向。从而失去客观公正的学术态度。而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资料特别是“使琉球录”相关钓鱼台的记载，予以曲解，显得十分牵强附会：认为使琉球录中关于钓鱼台的记载，只是航向的针路，并非领有权的“明示”。此外，日本学者还认为中国方面所引用的历史资料和档案文件诸如《顺风相送》、《使琉

8、球录》、《中山传信录》等多为民间资料，较之日本方面所引的历史资料多为官方文件（如1895年日本内阁决议）,在说服力上有所欠缺。在法律学的研究方面，主要在于利用国际法相关原则，结合有利于本国〖无论中国还是日本〗的历史资料，论证钓鱼岛的归属权问题。但是，在国际法原则的适用上，日本学者更多地选用近代国际法的原则，例如所谓“无主地先占”、“有效控制”、“时效”等。因为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权在日本手中，近代西方殖民者侵略亚非拉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的一系列国际法原则，都被日本学者选择用以论证日本对尖阁列岛的领有权。第二，研究方法多局限于从历史资料出发，论证

9、钓鱼岛领土归属问题，认为中国人民的“原始发现”了钓鱼岛，因此钓鱼岛自然属于中国。这些研究成果或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基础、证明自明清以来中国就享有对钓鱼岛的主权，或是证明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符合国际法的“原始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