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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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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黄宗羲定律”与农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2、第1... 中国的田赋制度从夏商周至民国,仅重大变迁就有八次之多,但每次改革的实际情况是: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注意到了这个现象,精辟地将其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这就是“黄宗羲定律”的核心。2003年3月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一会议湖北代表团讨论时庄重承诺:共产党一定能跳出“黄宗羲定律”这个怪圈。自此,“黄宗羲定律”天下皆知,并迅速在全国上下引发热烈讨论。 对“黄宗羲定律”人们习惯于从经济学角度
3、去解读,甚而仅从税制改革本身去解读。但这样的解读显然不能为跳出“黄宗羲定律”提供可资之鉴。本人认为,“黄宗羲定律”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甚至主要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对“黄宗羲定律”需要从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角度进行“解读”。 一、“黄宗羲定律”折射出农民政治参与的缺失 黄宗羲对历史上田赋制度改革的追溯和归纳,局限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社会发展阶段。虽然历代的变法——不论是唐代的“两税法”、宋代的“免役钱法”,还是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其最初的出发点都是针对当时收费名目繁多、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农
4、民不堪重负而进行的;改革的内容也基本上都是改费为税,化繁为简,官收官解。但变法最后都背离了初衷,显然有着深刻的历史与政治背景。 我们姑且不论“黄宗羲定律”的复杂学术解释,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在“黄宗羲定律”中,我们听不到农民的声音,看不到农民的身影,而只看到当权者和少数“政治精英”对社会变法作一厢情愿的“规划”。也就是说,在重大社会变革的设计中,农民没有选择权,没有话语权,无论当权者设计的制度多么不公平、不合理,农民只能被动地接受,无条件地服从。农民政治参与权的丧失,根源在于经济的私有制以及由此派生出的“政治私有制
5、”。 农民政治参与权的缺失或被剥夺,是专制社会的一大特征。农民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不能对强加在身上的负担讨价还价,不能对各类“杂派”抗争和拒绝,这就为“黄宗羲定律”形成提供了社会基础。但这并不代表农民永远沉默不语。农民在丧失政治参与权的情况下,最后往往选择“非常规”的暴动和起义手段进行抗争,来主张自己的生存权利。统治者想用专制的手段谋求社会的稳定,最后却因为专制造成了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我们剖析旧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缺失,更重要的是为了警示今天,为跳出“黄宗羲定律”提供历史借鉴。
6、 二、理想制度设计与现实操作的背离,造成了当代农民负担的反弹和波动 新中国的建立,为农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跳出“黄宗羲定律”提供了理论基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有效地组织和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也为农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根本政治制度的保证。 从理论上讲,农民实现了当家作主,对各类负担有了话语权,对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合理负担有说“不”的权利。但考察当代的农民负担,我们似乎并没有走出“黄宗羲定律”的阴影。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7、以来,农民负担的主体由集体转变为农户,农民负担问题变得直接、敏感。进入20世纪90年代,农民负担总体呈上升趋势。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对农民负担实行严格控制,明令取消了中央国家机关37项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和基金项目以及43项达标升级活动,纠正了10种错误的收费方法,当年就出现农民负担绝对额下降的局面。但是,由于农民负担多年高位运行的惯性,1994年农民负担增幅便以高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12.6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反弹,1995年农民负担继续在高位运行。针对农民负担快速反弹的状况,党中央、国务院于1996年底作出了《
8、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农民负担较重的安徽省,还根据本省实际,于1996年12月正式颁布了《安徽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在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下,1997年农民负担增长的势头受到抑制,农民负担增幅低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的1个百分点。但后来局部地区又出现了反弹,由农民负担引起的恶性案件每年都有发生,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甚至影响到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在此背景下,中央在农村开展了税费改革,并收到了初步成效。但巩固减负成果的努力似乎也不容乐观,2004年7月,针对一些地方出现农村乱收税费、乱罚款和强行集资现象抬头,有的甚
9、至造成严重后果,农业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坚决制止农民负担反弹。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悖论?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理想的制度设计在现实操作中出现了扭曲。表面上看,当代的农民负担沉重且不断减负不断出现反弹,是在农民收入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农村地方政府巨大的支出压力和向农民收费缺乏有效约束双重作用的结果。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农民的政治参与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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