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散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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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学”散札(1)一“经学”在封建时代社会生活和学术领域中具有最高的权威。“皓首穷经”是封建学者为人称颂的崇高形象。而“离经叛道”则将为卫道士所不齿。近代西方学术传入以后，“经学’才因其迂疏而渐形冷落。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经学”是封建思想的渊薮，被逐渐抛弃。“经学”的时代一去不返地终结了。“经学”作为封建学术、封建文化，是两千多年的客观存在。为了清理封建思想，总结封建学术，我们完全有理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经学”或“经学史”，予以分析、批判、总结，作出科学的合乎实际的论述。“经”，指儒家经典。但是“经”这个名词，本来不专指儒家经典。《

2、管子》有《经言》，《墨子》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都是以“经”命名的。战国初期，李悝著《法经》也以“经”命名。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经法》，《十大经》，也是以“经”命名的。《管子》，《墨子》、《法经》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经法》、《十人经》流行于西汉初年，考其内容，成书年代亦不晚于战国末年。可见“经”这个名词，儒家经典以外的诸子著作也在用着、称着的。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这个名词才专指儒家经典。《易》、《诗》，《书》、《礼》、《春秋》并称为五经。而诸子百家之书则称为传记。西汉的五经博士，遂以专经而尊显。经传区分，或崇或黜，

3、这是经学史初期的重大关键。孔子删定六经，是历史上的成说。其根据主要的有如下文献：《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述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下至秦穆，编次其事。”这是说孔子编定《书经》。见《史记》卷四十七。秦始皇焚书，儒生把经书埋藏在山崖屋壁，保存起来。汉朝初年，埋藏的书籍逐渐被发现，但是残缺不全。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汉成帝“求遗书于天下”，又令刘向等典校群书，写成提要。这样，书籍逐渐增多，并按学术分类，整理出了端绪。关于书籍陆续发现的情况，《史记》、《汉书》都有零星记载。例如，汉景帝时，鲁恭王刘余，发孔子旧宅，发现壁中藏有古文经传《尚书

4、》、《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用古文书写。又例如，河闻献王刘德，从民间得到不少先秦古文旧书，有《周官’、《仪礼》、《孟子》、《老子》等。又在他的王国里，为《毛诗》、《左氏春秋》立博士。又例如，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古文逸《易》一篇。这些古文经传，以后都藏于秘府，不在太学传习，只有民间学者私相传授。可见两汉时期，《书》，《诗》、《礼》、《易》、《春秋》，都有古文之学，只是不立于学官而已。西汉的古文经私学，据《汉书·儒林传》所载，《易》有民间费、高二家之说，《诗》，有毛公之学，《左传》则有赵国贯公之遗，受之贾谊，《尚书》则有胶东庸生之遗，受之都尉朝，朝受之

5、孔安国。可见古文经的民间传习均有端绪，未尝中绝。经学史上的今古文之争，是在西汉末年开始的。刘向的儿子刘歆，继续刘向的工作，典校中秘书，看到许多古文经典，就要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汉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都是今文家，不赞成刘歆立古文经的建议，有人甚至不愿讨论这个问题。歆乃移书太常博士，责诸儒顽固。书中提出今文经简编错乱，多有残缺。今文博士满足于师说传授，是因陋就简，抱残守缺。《春秋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是秘府旧藏，得于孔子宅坏壁，真实可信。其学一直在民间传授，只是被抑未得立于学官。建立古文经

6、是“辅弱扶微”，不能“深闭固拒’猥以不诵绝之”。刘歆的移书激怒了诸今文博士，遭到诸儒的围攻。指责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今文经。歆惧诛，求出为地方官，乃先后出为河内太守、五原太守、涿郡太守。风波始告平息。这是第一次今古文经学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