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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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转型期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研究　　近几年，慈善组织因各种问题被媒体曝光之事屡见报端，特别是2011年发生的郭美美事件①，将多年来人们对慈善组织的不信任推向高潮。郭美美事件是一个引爆点，大范围地触发了公众积郁多时的对整个慈善组织的不信任，使慈善组织陷入严重的信任危机。慈善组织要痛定思痛，借助该事件反映出的问题，推动慈善组织管理制度改革。　　一、规范信息公开制度，提高信息透明度　　透明度是衡量慈善组织公信力高低的主要指标，这是由慈善组织的民间属性所决定的。目前，我国慈善组织透明度状况令人悲观。据民政部下属机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

2、明报告》，抽取样本为99家，通过建立包括4项一级指标、37项二级指标、满分5分制的透明慈善指数，全面评估慈善组织的信息透明度。评估报告显示，全国只有25%的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较高，其中业务活动信息透明指数为2.43,财务信息透明度则最低，为1.52.各类慈善组织中，基金会信息披露相对较好。在社会公众网络随机调查中发现，接受调查的近九成公众表示对慈善信息公开不满意[1].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11年采用百分制对慈善组织透明度进行评估，其设计的慈善透明指数体系由以下内容构成：完整性（59个指标，满分70分）、及时性（5个指标，满分10分）、准确性（3个指标，

3、满分10分）、易得性（4个指标，满分10分），共包含71个指标，总分为100分。根据上述透明指标体系，抽取1　000家公益慈善组织样本，平均透明指数得分仅33分。其中，年度透明指数在80分以上的组织只有6个，仅占1　000家测评样本的0.6%[2],透明度整体得分偏低。这可以反映出我国慈善事业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发展水平。调查还显示，只有8%的公众对慈善组织透明度表示满意。这一方面反映了2011年慈善组织持续的问责风暴对公众的影响，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公众权利意识、问责意识提高较快，微博等新媒体技术使信息获取方式改善较大，而慈善组织的透明建设速度已大大落后。　　透

4、明度是慈善组织生存发展的一项根本法则，事关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和慈善事业的整体效率。提高透明度的核心办法是慈善信息公开。关于信息公开的重要性，美国大法官路易斯布兰蒂斯早在1914年就指出：（信息）披露才能矫正社会及产业上的弊病，因为阳光是最佳的防腐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莫茨哈若夫也指出：信息披露本身就是限制舞弊和差错，这样做的理论依据是公众有知情权，要求通过立法来预防盘剥行为。[3]这样的至理名言流传百年而依然具有生命力，因为它揭示了透明度的本质。然而，我国慈善组织信息披露情况很不乐观，根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0年和2011年报告显示，将近一半慈

5、善组织未制定慈善信息披露办法，没有信息披露办法的小规模草根慈善组织数量更多。　　慈善事业在中国兴起已有30年，为什么还会存在这种局面呢？分析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整个中国在转型期的制度平台建设跟不上社会变革的速度，比如慈善行业缺乏统一的信息公开标准和公共信息公开平台。二是慈善组织缺乏信息披露所需的人力和物力投入。信息披露需要专门的资金和人员，并将其作为事业发展的一部分，但是现实中很多慈善组织往往重视募捐而不重视将募捐信息、财务信息、发放信息等及时向社会通报和披露。三是慈善组织很少对信息披露的效果进行评估，较少征询公众是否了解信息披露内容、是否知道信

6、息披露渠道、披露内容是否是公众想了解的，仅简单地披露财务数据，公众看得枯燥，也不明就里，这样的披露起不到预期效果。四是缺乏信息披露的动力，从政府到社会、从制度到法律都对信息披露采取宽容态度，致使大多数慈善组织缺乏信息披露压力和积极性。慈善组织生命力扎根于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当公众质疑慈善组织遮蔽信息的时候，慈善组织必须尽快结束这种与公众知情权的博弈，让组织在阳光下运行，让公众知情权得到最大限度发挥，让慈善真正成为透明的玻璃口袋,否则，慈善组织将失去公众的信任，来自公众的捐赠必然减少，最终危害整个慈善事业发展。　　为此，慈善组织需要下大力气解决慈善信息公开问题

7、。慈善信息公开是一个从遵循落实强制公开标准到逐步全面公开的过程，即从强制性公开到自觉地全方位公开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公众的关注力度有关的，在当今信息化时代，人们获得信息的能力、方式和途径已相当多样便捷，互联网使公民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获得信息的丰裕度和即时度有了较大提高。这就要求慈善组织尽快实行全方位信息公开，以顺应信息化时代要求。目前，慈善信息公开至少在三个层阶上需要加快制定规范化要求：一是在政策环境上，国家要加快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及相关法律，统一慈善信息公开标准，做到慈善信息公开有法可依，违法必究，这是提高慈善透明度的制度保障；二是在行业制度建设上

8、，国家应制定实施慈善组织透明度指标体系，建立全国慈善信息报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