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逻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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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墨家逻辑学研究从1904年梁启超的著作《墨子之论理学》问世以来，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已经百年。梁启超开了在普通逻辑框架下研究墨家逻辑学的先河，这种研究范式效仿者有之，批评者有之，时至今日效仿者与批评者依然争论不断。近几年读了中国逻辑史方面的一些著作和论文，如崔清田的《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周云之主编的《中国逻辑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和孙中原、程仲棠等先生的论文,他们的学术观点呈现出鲜明的个性,而且分歧颇大,体现出他们对未来墨家逻辑学研究的学术关怀。就墨家逻辑学研究什么，如何去研究，崔著和周著引发我们的思考。一、逻辑、逻辑系统与逻辑学金岳霖在

2、《论道》里把逻辑、逻辑系统与逻辑学做了区分，他认为，逻辑与逻辑学不同,逻辑也不同于逻辑系统。逻辑是逻辑学的对象,没有不同的逻辑,逻辑是必然的理，逻辑是惟一的逻辑就是‘式’，也就是必然。逻辑既是可能底必然的关联,当然也就是任何事实底最高(或最低）限度。逻辑学就是研究式的学问，或研究必然的学问。”逻辑不包括传统与现代，而逻辑学分为传统逻辑学与数理逻辑学。逻辑是惟一的,逻辑系统可以是多种的。用他的话说,“逻辑无二，而逻辑系统不一。”金先生这些思想至少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虽然逻辑学研究逻辑及不同的逻辑系统,但是逻辑不同于逻辑学、逻辑系统。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是逻辑,逻辑系统是逻辑的系统,逻

3、辑是一元的,逻辑学、逻辑系统是多元的；其二，可能与必然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可能底关联有必然的关联，而必然的关联为逻辑”;其三，逻辑学有传统与现代之分。本文认为,金先生这种思想是正确的,他对逻辑、逻辑系统、逻辑学的区分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意义在于逻辑学是历史的,逻辑系统可以是不同的。崔清田关于用逻辑学的共同性与特殊性理论比较墨家逻辑学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与金先生思想是吻合的,崔著所说的共同性指的是共同的组成、共同的特征、共同的基本类型和共同的原则,特殊性指的是居于主要地位的推理类型推理的表现方式、逻辑的水平及演化历程不同。详言之,逻辑学是一门研究推理的学问,推理有共性的一面,也有个性的

4、一面。推理的共性是指推理的普遍性,全人类性，即推理的组成(作为前提和结论的命题及组成命题的词项）、基本类型（演绎、归纳、类比等）、基本特征（由前提推出结论）、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是相同的。推理的个性指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推理功能与价值的认识有所不同。作为主体推理的类型有差异,表述方式不同，系统化与理论化的水平不同等。也就是说,中国先秦时期的逻辑理论水平没有达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水平。中国古代逻辑表现为不系统,没有一套完整的逻辑理论体系。其推理的主要类型也不是演绎法，而是一种“类推”，类推是在对“类”的认识基础上的推论，它还不同于类比推理。我们研究墨家

5、逻辑学，在依据逻辑的惟一性的基础上,可以建构不同于亚里士多德逻辑系统的墨家逻辑系统。这就需要明确墨家有没有逻辑系统，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系统，而作为墨家逻辑学,它毕竟是传统的逻辑学，当然不同于目前我们所说的普通逻辑和数理逻辑，即便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也不是今天意义上的西方传统逻辑学？而建构墨家逻辑系统，必须把逻辑学的应用与逻辑学理论区别开来，把哲学意义上的，“名、辩”等范畴与逻辑学意义上的“名、辩”等概念区别开来。先秦著作中运用三段论、二难推理等逻辑理论来论证其学说时,运用得非常准确,但是这不是他们的逻辑学理论，如《兼爱》里大量地运用逻辑学理论来论证兼相爱，交相利,但是此篇谈的就是兼

6、相爱，交相利，这明显不同于《小取》，《小取》谈的就是辩学（墨家逻辑学）的理论。哲学与逻辑学意义上的“名”的区分也是如此，确实一些学者没有这种区分。暨南大学的程仲棠先生近几年也开始解构墨辩逻辑，他认为把墨辩过度诠释为“逻辑学”不仅混淆逻辑学与其他学问,而且无异于伪造历史。其批评的意义也在于此。梁启超、沈有鼎、温公颐等逻辑学史家在普通逻辑视野下曾建构墨家逻辑学体系,这是我们后人研究墨家逻辑学的重要参考资料,他们的研究并非尽善尽美,这也是当今一些学者批评他们的原因。即使是沈有鼎，也称詹剑峰写了几年的《墨家的形式逻辑》“承袭着从梁启超以来以讹传讹的旧说。”m其实他们对其研究也做了自我反思。梁

7、启超研究的目的是,“学人埋首穷经之余,转有经世之用之慨。自知所业无以应时世之亟变,思采西学之长辅所弗逮，而又耻于步武后尘,不得不谬其辞，以为斯皆古先所尝有,西学盖得其传而未绝。”沈有鼎曾说过因为中国语言的特性就制约着人类共同具有的思维规律和形式在中国语言中所取得的表现方式的特质,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逻辑学在中国的发展,使其在表达方面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建议以后的研究者最好“让墨经自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