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上建塔——评高全喜《立宪时刻》

《沙上建塔——评高全喜《立宪时刻》 》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沙上建塔——评高全喜《立宪时刻》　　高全喜教授新著《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所揭示的主题无疑甚有震撼性。但是，读完全书，我很沮丧地发现，该书堪称为研究失败的例子，其致命之处在于将眩目的“高论”建立在错误的史实基础上，并由此作了过度的引申，有些地方近乎“无中生有”。该书作者无视史学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将一份历史文献与事件发生前后与之密切相关的史实割裂开来，试图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掩盖其论据之不足，美其名曰“更为重大的历史真实”。该书唯一尚可称道之处，在于指出《逊位诏书》对满蒙回藏人民及边疆土地顺利归入中华民国所起的积极作用，而这

2、也只是一篇论文的题目，不必大肆铺张，推衍成十几万字的专著。　　学术上种种不审慎　　该书一开头就将作者不谨慎一面暴露无遗。“袁世凯洪宪帝制破灭后，中华民国的宪法创制重新开始，历经十年，1923年国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曹锟宪法）”（该书第1-2页）。袁世凯死于1916年，“历经十年”怎么会才到1923年？　　“缺乏一部真正体现人民制宪权的现代宪法，这确实是一个遗憾，也正因为此，第一共和国的历史才充满了政治暴乱、军事内战、军阀割据和独裁专制”（本书第6页）。用“第一共和国”这种外国史概念硬套中国史，殊无必要。据该书　　逊位诏书原稿，不仅是

3、张謇担任南方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期间所起草，还经过革命领袖孙中山、胡汉民审核通过，完全代表南方临时政府立场。该稿用电报方式发到北京以后，袁世凯幕僚按照袁的授意，擅自修改、添加了内容，其中有一段“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即是袁氏偷偷添加的“私货”（参考刘厚生《起草清帝退位诏书的回忆》）；袁氏巧妙利用了退位诏书发布后不便修改的人之常情，制造从清廷取得“授权”的假象，以挟制南方临时政府。孙中山此前早有预料，于1月20日告知议和代表伍廷芳“袁不得于民国

4、未举之先，接受满清统治权以自重”，并在诏书颁布的第二天（2月13日）致电袁世凯：“至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无穷枝节。”（陈锡褀《孙中山年谱长编》第656页）孙中山这个电报构成了对袁世凯单方面修改《逊位诏书》行为的否认。袁世凯的大总统职位、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授权，来自代表全国多数的南京临时参议院（17省代表一致通过，已达到合法的多数）。　　无论作者如何拔高，都无法否认这么一个事实：隆裕太后是出于保住清室优待条件的考虑，被迫颁布诏书的。诏书原稿早已由议和代表伍廷芳拍发给袁世凯，清廷一直拖延发布，直到伍廷芳通知袁世凯“

5、若2月11日上午8时停战尚未得清帝退位确报，则所订优待条件作废”（《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138页，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第655页），隆裕太后无奈之下，才同意发布退位诏书。　　作者不惜贬低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的《临时约法》，抬高《逊位诏书》的作用，可能是出于一种错觉，以为诏书代表了所谓“立宪派”的立场，不了解张謇虽然此前被目为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此时已经完全投入到革命阵营。张謇的起草行为，得自临时政府领袖的授权并经过其审核，只能代表革命派的立场。可以说，《临时约法》和《逊位诏书》原稿，都是临时政府所制定的，构成了所谓“宪法文件”的一个整体

6、。如果说诏书有着如何深远的宪法意义，也是革命党所主张的。抬高一个，贬低一个，毫无意义。　　北京大学李启成副教授在《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一书前言中，曾感慨地说：“短短百余年间，正式颁布的宪法、宪法性文件，可谓洋洋大观。就这些众多宪法文本的内容考察，其质量之高，比之发达国家的成文宪法，毫不逊色。”李启成虽对各种旧宪法未能真正实施以致成为“遮羞布”深致不满，但仍肯定这些宪法或宪法草案的文本质量。所以，尽管临时约法在权力划分上有一定问题，关键仍不在宪法、宪草的文本自身，而在于应该遵守宪法的各方人士并不从心底里尊重宪法。　　过度引申与自我重复　

7、　逊位诏书得以颁布，是革命党和袁世凯集团两方面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袁世凯的私自修改在法律上缺乏效力，已被孙中山致伍廷芳、袁世凯的电文所否定。诏书中除了宣布退位一事（这个是迟早的事），比较有价值的是“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一陈述，连同优待满蒙回藏的附加条款，对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人民从效忠于满洲皇室过渡到效忠于中华民国，起到了积极作用，使中华民国得以顺利继承清帝国的全部人民和土地。张謇起草诏书的时候，无论是出于自身原有的大局观，还是受了孙中山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转变的影响，其原稿文本最终都经过临时政府领导层的

8、同意。高全喜在本书中对此一陈述的意义加以揭示，有一定贡献，但也只是揭示而已，还谈不上深入的研究。　　2010年5月12日，高全喜曾在人民大学做过题为《宪法与革命及中国宪制问题》的演讲，提出“作为研究宪法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