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古思今：同文馆之争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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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抚古思今：同文馆之争对当代教育的启示贺鹏丽1程功群2（1吕梁学院；2华中师范大学）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从表面来看，它是清朝内部传统与革新两种不同思想的论争，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学习西学。虽然京师同文馆已经设立有英、法、俄三种外国语学堂，但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仅仅语言的学习，外交翻译人才的培养已不能适应洋务事业的快速发展。因此，为了适应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发展，洋务派奏请设立天文算学馆以学习西方推算、制器等科学知识及技术，主张以夷为师，而站在传统文化角度的顽固派，以“卫道”的立场，挑起了这场影响深远的争论。一争论的背景与缘起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是中国社会变动极

2、为剧烈的时期，也是中西文化全面冲突、碰撞和融合极其活跃的时代。晚清时期的文化论争即反映了这一时期中西文化撞击与融合的历史内容，其中既包含着新文化与旧文化、新观念与旧观念之争，同时也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之争。（一）争论的背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步伐愈来愈紧，中西文化的差异，语言文字的隔阂，使中国常受外国的欺凌，当时京师同文馆的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一些外语人才，解决“与外国交涉事件”中“语言不通，文字难辨”的难题，奕訢在要求设立总理衙门和京师同文馆的奏折中，说道：“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

3、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奕訢又说：“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凌，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方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蕴。”京师同文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但是由于清政府创办同文馆的初衷仅仅是用于外交实用，在开办之初，学生所学的西学知识非常有限，而且局限于语言文字，没有涉及到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技术人才的匮乏也日益严重。单纯的语言教学已不能适应洋务运动的快速发展，关于此问题，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讲的非常清楚，他写到：“今欲采西学，宜于上海、广东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儿童，

4、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1]冯桂芬的建议得到李鸿章的支持。李鸿章也多次向总理衙门建议改进科举，选用中国自己的掌握机器制造技术的人才。他们显然提倡实行以科学知识和制造技术为教学内容的西学，是为了适应建立以军用工业为重的机器制造之急需。恭亲王奕訢于是在这样一中背景下奏请在同文馆中开设天文算学馆，开设天文、算学等课程，这也正是同文馆之争的导火索，由此引发了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一场斗争。（二）争论的缘起同文馆之争，表面上是因为增设天文算学馆而起，但实质上是开放与守旧两种文化观念的分歧以及政治利益纷争的结果。自鸦片战争以来

5、，资本主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国家，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开始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与传统的固守“华夷之辨”和“重道义轻功利”的观念有着明显、深刻的分歧。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惊醒了更多的开明之士，先是著名洋务思想家冯桂芬完成了《校邠庐抗议》，在林则徐、魏源“技不如夷”的基础上，把对中西强弱长短的认识大大的向前推进了一步：“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2]同时，在鸦片战争以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一些开明之士也看到了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认识到西方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些感受引起他

6、们与冯桂芬思想上的共鸣，并把“师夷长技”的主张付诸实践。1861年，曾国藩创设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到1863年，李鸿章在“用沪平吴”期间，先后创设上海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1867年正式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制造局；1867年左宗棠在福州船厂附设学校。至此，可以说“师夷长技”的主张真正的付诸了实践。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从视外国为“夷狄”，强调“严夷夏之大防”，到表示“师夷长技”，表示清廷的对外政策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清廷内部也出现了一股以奕訢为代表的倾向于稍作政治革新的政治势力。这一切自然引起了思想观念上的进一步变化，促使新旧两种观念之间的分

7、歧进一步扩大。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风雨飘摇的清朝统治，并没有惊醒绝大多数的士大夫，以程朱理学为主流的正统儒学仍占据着统治地位，局限于固守中法、崇儒重道和“重道义轻功利”的束缚，他们固守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并以此来看待西方的“长技”，反对“奉夷为师”，坚守“圣道”，甚至对“师夷”之说加以“用夷变夏”的罪名，对客观介绍西方文明的任何言论无不大加挞伐。例如，徐继畬撰毕《志略》即招徕一片怨恨之声，“甫经付梓，即腾谤议”，劾者称此书“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更别有用心者“摭书中论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之语，而删‘西方’二字劾生，欲中以奇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