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的性情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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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庸》的性情思想研究程伊川曰：“《中庸》之书，是孔门传授，成于子思。”[①]朱熹亦曰：《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②]由此可见，《中庸》虽并非出自孔子亲笔，但是它却系统而完整地阐扬了孔门“中庸”的思想，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自汉代至清代，各种《中庸》的单篇二、天命与性情的流转研究《中庸》，不能不把它与《易传》联系起来。张载、程颐、朱熹讨论《中庸》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孔子、《易传》、《中庸》、孟子打通，在融会之中贯通天人。蒙文通先生曾经指出：“《易传》析义之精，为儒宗之正。”[11]过去，人们往往

2、因为《易传》“析义之精”而误以为晚出，冯友兰先生在3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就把《易传》与《淮南鸿烈》放在一起讨论。徐复观先生在其《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将《中庸》放在孟子之前，而将《易传》放在孟子之后。但是，李学勤先生根据传世文献以及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资料，综合研究指出：“孔子晚年对《周易》十分爱好，而且自己撰成了《易传》（至少其中一部分）。”李学勤先生还说：“（我）当然不是认为先秦的《易传》和今天我们看到的完全相同。古书的定形总是有一个较长过程的，但《易传》的主体结构形成应和《论语》处于差不多的年代，其与孔子的关系是

3、很密切的。”[12]对这个问题，笔者在本文第一章第二节《说命》中已有论述，此不赘。但是，笔者在此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李先生的推论是有道理的，结论是审慎的，值得参考。由是可知，长期以来人们大多有意无意总是把《易传》与《中庸》放在一起来思考问题的举动，就得到了有力的支援。萧父先生说：“《易传》与《中庸》，义理互通。《易传》强调道兼三才，由‘弥纶天地之道’推及于人事之‘崇德广业’；《中庸》则强调‘道不远人’，由‘庸德庸言’之具体实践出发而上达于‘无声无臭’的天道。”只是“二者致思的侧重点稍异”而已。[13]现代新儒家大师级人物熊十力先生也曾指

4、出：“《中庸》本演易之书。”[14]语似绝对，但实际上，非常深刻。笔者在认真比对《易传》与《中庸》的文本思想异同之后，不仅深感《中庸》以《易传》为立论的天道前提，在思想上确有相通之处，而且发现二者的字句也多有相通之处。[15]《中庸》开宗明义写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第一句以“天命”来界定“性”，是从天命、天道的生化流行处着眼，从而激活了“性”由天而降、天人冥合，进而回应天命的内涵。[16]很显然，这与《系辞》之“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道生化流行的背景上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中庸》才有“中也

5、者，天下之大本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之性涵括天道的命题。《中庸》又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诚者不勉而中”，似乎化解了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的思想，明明是上承“诚者，天之道”而来的句子，为什么落脚到“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呢？原来只有圣人才能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境界，就是诚者，就是天，就是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也就是说，“天命之

6、谓性”，还隐含着人之“性”在现实的践履中，通过率性而求道，修道而受教，以回证天命的上达理路。这种理路开启了进一步的“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人道践履阶段。不认识到这一层，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的心性理路就体会不出来。不过，由天而性，再由性而天的关键，在天的生化流行，也在于天被视为“诚者”，就是被拟人化的构思。没有天的这种生化以及涵化的功能，性的涵持者就不可能知天、立命。“诚之者，人之道也”一句，透露了“率性之谓道”的秘密，“诚”就是“率性”。郑玄、程颐、朱熹均释“率”为“循”、“顺”，郑玄曰：

7、“循性行之，是谓道。”[17]朱熹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18]这是正确的解释。金景芳、吕绍纲两位先生将“率”释为先导、率领，[19]这是没有从先秦儒家天人之学的角度，特别是没有从先秦“易庸之学”贯通天人、大化流行、“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之本质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导致的结果。以天节制人、率领人、宰制人，是在大一统专制主义社会形态之下产生的畸形诠释，是对《中庸》的曲解，它的直接后果是形成了天与人之间的阻隔，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创造性就由是而被窒息了。这当然违反了先秦儒家天地神

8、人彼此涵括、贯通的基本精神。“率性之谓道”的“道”，指的是人道，也就是《中庸》第一章中的“和”之“达道”，与“天命之谓性”相对而出，是“感仁行仁，感义行义之属，不失其常，合于道理，使得通达”[20]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