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家驹普洱茶辨伪系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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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史书记载,1951年,中国茶业公司在上海解放日报、大公报刊登启示,征求商标图案。华东公司职工曹承煦设计的商标图案(八个红色“中”字组成圆圈,中间是绿色“茶”字)在众多送选图案中被选中,于12月15日经中央私营企业局核准,发给商标审定书,取得专用权。使用时间从1952年3月1日起到1972年2月28日。  既然20世纪40年代“八中茶”商标和“中国茶业公司云南省公司”子虚乌有,那1951年以前使用什么商标呢?老茶人李钧先生在大炼钢铁时期保留了两片印有“云南中国茶业贸易公司”商标的金属包装材料,我在重走茶马古道途中拍了照。商标呈盾牌型,繁体字,顺序从右至左。上述档案资料找到了铁证。李钧老

2、人告诉我,云南中茶公司统一注册商标,安排顺宁茶厂和佛海茶厂使用。范和钧先生的任务同冯绍裘先生一样,发展云南红茶。他于1939年春,偕同张石城先生由昆明出发,经滇缅公路绕道缅甸到佛海,进行茶叶产制调查,工作半年多,冬天回昆明汇报并得到建厂指令。1940年春,他赶赴重庆,请中茶总公司支援技术力量。1941年秋天基本建成厂房,安装好制茶机具,生产了一批滇红,同时还生产了一些绿茶和紧茶圆茶。建厂期间,收购了私商加工的紧茶经缅甸、印度销往西藏(藏销紧茶为心脏型)。1942年4月景栋被炸,日军逼近缅、泰,茶叶出路受阻,7月省里通知停业疏散。这两年里,范和钧先生够辛苦的,他在昆明组织了90多人,包括

3、泥水、竹木、打铁工人,浩浩荡荡、长途跋涉前往佛海筹备建厂。选定厂址,规划设计,从上海聘请电气工程师,动员在上海医院工作的妻子来云南,采购一批机器设备、医药器材、防疟药品、甚至日用百货,海运曼谷,经缅甸景栋转到佛海。他亲自跑曼谷购买制茶机器,去仰光采购水泥、钢筋,忙得不亦乐乎,不会有时间来替十年后的中国茶业公司构思和设计“八中字”商标,没有心情制作“贡品”,更臆想不出“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十年后会变为“中国茶业公司云南省公司”而提前印在“中茶牌圆茶”的外包装纸上。范和钧先生含泪于11月7日率20余职工撤回昆明。1944年,曾一度恢复生产红茶43担,收购当地私商紧茶3268驮。抗

4、战胜利后又告停业,时间长达6年,直至1950年交军事接管。捉弄命运的日军战火,没让辛辛苦苦的范和钧先生同冯绍裘先生一道,成为中国茶叶史上的“滇红”之父。  尽管1951年底有了中茶牌商标,我问1953年奉调离开佛海茶厂(1954年改为西双版纳茶厂)到顺宁茶厂工作的黄方文老人商标使用情况。他告诉我当时没有生产,也没有定牌委托私商生产,商标之事无从谈起。他正在写文字材料来澄清事实真相。黄方文老人随谷应、唐庆阳从昆明乘火车到蒙自,在屏边住了一星期,等护卫的解放军一同赴勐海接收佛海茶厂。另一位汤仁良老人于1950年5月受思普边防军副司令余为民令,武装接收佛海茶厂(后移交唐庆阳)。汤仁良老人说:

5、“国民党军队败走后,茶厂所有可搬动的东西荡然无存,一时无法全盘筹组生产。”那时茶厂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恢复生产,收购和调运晒青毛茶。黄方文老人和汤仁良老人还健在。到60年代,勐海茶厂的包装都还在普洱县印  红印云南沱茶也成了神话。40年代康藏茶厂使用的是“宝焰牌”商标。   《普洱茶》里唐庆阳亲口对作者说“打从范和钧时期开始,那种红色茶字的普洱圆茶,一直都是选用勐腊最好茶菁做的,而在勐海一带产的茶菁是作成绿色茶字的普洱圆茶。”这段有悖历史的话于1995年浮现,可惜唐庆阳老先生于1994年去世,有无亲口对作者说过,已死无对证。好在档案馆资料还在,浑浊尚可澄清。邹家驹普洱茶辨伪系列之一双眼皮凤

6、凰我在三醉斋网站上贴了《云南普洱茶产区古茶树考察散记》后,有几个茶友发短信要来昆明与我结识。一天上午,上海的茶友清心居士竟然摸到我的办公室同我饮茶交流。他是从广州芳村过来的。他说,在芳村不敢买茶了。芳村茶市上,要什么标贴有什么标贴,要什么年代有什么年代,要什么茶品可以马上做。清心居士品普洱已有一定功底。我手边没有用来作对比的劣茶。他说不用了,市面上的冒牌货花了他不少冤枉钱,他也熟悉了那些味道。泡了三壶茶,不用我介绍,他和昆明的关燕小姐就认出了陈香味悠的那壶好茶。我们品茶说茶。清心居士认为台湾普洱茶书的功利意识太强,出书人自己有什么存货就编造什么历史。说话间,公司参加广交会回来的同事送来

7、芳村30元一张的普洱茶图谱。图上的凤凰沱茶,标明是20世纪70—80年代生产的。无独有偶,前些天看到的台湾2000年出版的《普洱茶谱》124页132项标明,早期凤凰沱茶产于20世纪70年代;133项标明后期凤凰沱茶产于20世纪80年代。我告诉清心居士,图谱离谱了。计划经济时代,南涧根本没有茶厂,更不可能生产沱茶。下关茶厂的技术员林兴云八十年代中因故离开了下关茶厂到南涧,1990年南涧县长带人到勐海学习办厂经验,勐海副厂长卢云负责接待。南涧办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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