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治平：我们是社会的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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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治平：我们是社会的行动者

2、第1　“这是一场深入市场经济的改革；这是一场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改革；这是一次改变中国人命运甚至影响世界未来的历史性转变；这是公共权力的重塑，市民社会的再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调整，人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观念的变迁，以及，将中国纳入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努力。这不仅是一次机遇、一种希望，也是一次冒险、一场竞赛、一次规模空前的社会转型试验。经济和法律，将成为这场历史性转变中最为关键的词汇。自上而下的规划虽然不可或缺，却不能取代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2002年的一个仲夏夜，梁治平教授写下了这些文字，代上海

3、法律与经济研究所成立词。为了这个民间学术研究机构的诞生，经济学家吴敬琏和法学家江平，经过了长达一年多的努力。经济和法律，两个关键词，终于通过这批学界精英，得以在一个自由的空间，撞击出清嘹的回声。经济与法律的联盟以大力主张发展市场经济而被称为“吴市场”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近几年被媒体换了称呼：吴法治。他在多个场合丢开经济学老本行不谈，而大谈法治。“开始我认为，只要把市场经济的框架构建起来并着力推行，就犹如阔步走在长安街上一样畅通无阻，而事实上远非如此。”吴敬琏说，缺乏严格规范、没有法治基础尤为可怕。对经济发展的深度认识，使吴敬琏高度

4、关注中国的法治进程，并试图从中求解。2001年夏天，吴敬琏到北戴河开会，巧遇了也前来开会的江平。几天畅谈，两人达成一个共识：成立一个法学与经济学的联盟，集中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的朋友们一起努力，推动我国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想法得到了中和应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金立佐的积极推动。这位毕业至牛津的博士，一直想拿出笔钱来，资助中国的教育科研事业。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也表达了支持态度：愿意当这个研究机构的“婆婆”，使他们成为名正言顺的NGO。一年之后，在有关部门打消对这个机构的一切疑虑之后，批复终于发了下来。由于在上海注册，这个

5、由北京学人发起的“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前，冠上了上海之名。“其实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行的学人有了一个可以自由探讨，发表见解，传播思想的平台和空间。”梁治平说。2002年7月13日，又是仲夏。没有媒体，不设宴会，甚至没有寒暄客套。在北京西区一间朴素的会议室里，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学术与管理委员会及理事会的成员们环桌而坐，静静地开了一天会。至此，一个云集当代中国经济与法学界顶尖级学者，以学术为旨趣、以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为关切点的民间学术机构，不事喧哗地诞生。被指定为研究所所长的梁治平在“通讯”里写到：这种做法颇能

6、表明研究所行事的风格，也合乎立所之旨。学界的“明星组合”“试图以一种新的和自主的结合方式，参与理论与制度的创新，通过创造、融合和传播现代法学与经济学知识，推进法治和市场经济的改革，为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和富裕的中国社会略尽绵薄。”梁治平起草的这段研究所宗旨，全体委员赞成通过。这也是一份有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公共知识分子参与社会进程的宣言。梁治平说：“我们不只是社会的观察者，我们更是社会的行动者。”在成立会议上，发起者江平教授给研究所定义：将从明天的视角，从民间的、非官方的角度，从独立的、自由的角度来研究我国的各种问题。他还“野心勃

7、勃”地预测，研究所完全可能成长为中国高级的研究机构、教育机构，成为中国的民间思想库。事实上，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在人员方面，已经初具思想库规模。除吴敬琏、江平两位学术委员会主席分别是经济学、法学方面的大家外，翻开学术委员会的专家名单，茅于轼、张维迎、秦晖、王则柯、钱颖一、胡汝银等学界精英的名字纷纷闪现。52名特约研究员，也几乎都是海内外法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权威人物。梁治平解释说，做这样的“豪华阵容”，并非为了让外界看起来好看，或者借此四处募钱，“事实上，我们现在不缺钱用，我们需要这些志同道合者观点的碰撞，产生新的思想火花。

8、”这些委员们，都不是挂虚名，必须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尽实实在在的义务，不合格的就得请出去。“委员三年一换，不过现在就已经有进有出了。”在这些学者的努力下，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举行了数十次自由学术论坛、报告会、座谈会，很快声名鹊起，有媒体评价，其“声誉直逼天则”。恰好，研究所的第一个合作伙伴就是天则：双方共同致力于政府制度改革中的法律问题研究。梁治平高兴地表示，与天则的合作应当不只是有助于具体研究项目的展开，同时也是中国当代民间社会发育成长过程中一次有益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