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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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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构主义:创新、意义及问题
2、第1 4-12-19郭树勇博士的主题发言全面梳理了建构主义发展的脉络,对建构主义的学术贡献以及国内外学界的批评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特别是对建构主义2000年以来的学术发展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分类。我认为这些工作本身就是对建构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贡献。我个人认为,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创新在于把观念本体论与实证主义认识论相结合,而这种结合的基础是科学实在论,强调对不可观察到的社会类别或社会世界可以通过科学手段进行认识和研究。观念本体论或者说本体论上的革命在各种反思主义理论那里已经存在,而实证主义认识论在主流理论那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温特
3、理论的创新就在于二者的结合。主流建构主义的学理意义还在于使人性的因素回归到国际关系中。建构主义在有关结构与能动者的关系中,既强调结构对能动者的构成作用,同时也强调能动者的实践造就了结构。而后者的提出打破了理性主义关于国家“经济人”——非人化的传统假定,使人以及由人构成的国家的社会性、能动性和实践性体现在国际政治中。在实践层面,运用建构主义理论方法研究国际关系问题,可以对我们有多重的启示。(1)建构主义把文化、观念、规范等因素引进国际关系,有利于国际关系伦理化的进程。温特认为对互动的关注是出于与实际和伦理相关的问题,在进程中国家相对他者界定自我身份,赋予他者相应的对立身份,并根据这样
4、定位的结果进行互动。这就需要国家在互动过程中,要根据自我与他者的身份、要根据自我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确定国家利益,并根据国家利益采取对外行动。另外,由于建构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的结构不只是物质结构,更主要的是观念结构,国家利益的确定要受国际规范的制约,并且把对规范的遵守作为实现自我利益的需要。这样在政治理想主义失势于国际政治、国际规范一度淡出国际关系以后,建构主义使国际规范重新回到国际政治舞台上。与理想主义不同的是,它并没有把国家利益挤出这个舞台而取而代之,而是把国际规范嵌入到国家利益之中,对规范的遵守本身就是利益的需求,国家利益正是国际规范建构的。这样也推动了国际关系伦理化的进程。(2
5、)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特殊的意义。目前国际社会的大多数规范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是由它们制定、解释并积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扩张。温特虽然从理论上论证了国际体系结构(规范)是国家间互动造就的观点,但是具体到某一时期、某些国际规范,并非所有国家都参与了规范的建构过程。这些规范在向发展中国家扩张、建构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就面临着一个拒绝还是接受、是部分还是全部接受的问题。从国际关系伦理和国家利益确定的现实需要出发,我们都不能回避、拒绝;但是如果我们全部接受西方规范,完全根据西方规范来塑造我们的利益,那么也可能会对我们现实国家利益造成损失。
6、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结合自己国情,学习、选择适当规范以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建构主义强调国家的能动性可以创造国际体系结构,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要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积极参与到新的国际规范建构过程中。我个人认为,温特的建构主义可能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在这里提出希望引起学界注意。(1)关于“本质国家”的定义。温特通过对韦伯的国家观、多元主义的国家观和新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比较,最后认为国家的指涉客体应该是:通过政治权威结构与社会建立起联系的有组织行为体,并且把所谓的“本质国家”——超越于所有时间、空间和具体形式的国家——界定为:置身于制度–法律秩序中的有组织行为体,这
7、种制度–法律秩序建构了国家,使其具有主权和领土范围内对社会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从温特关于国家的定义,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还是在国内层次上定义国家的,这与他本人建立的理论体系就存在一定的不相容性。因为温特的建构主义是体系理论,它强调国家的身份、利益等属性是在国际社会进程中建构的。而在温特关于本质国家的定义中恰恰忽略国家的国际社会特征。(2)关于权力与文化的关系。温特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物质性权力本身没有意义,物质性权力只有通过观念建构才有意义。但是温特在其《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文版前言里又强调权力的重要性——权力可以创造新文化:“因为大国具有实力,可以较少受到现有规范环境的制
8、约,所以更具创造新文化的能力”。到底是文化建构了权力,还是权力创造了文化?温特似乎陷入了某种矛盾困境。与此相关的是,在同一种共有观念(文化)背景下的两个国家,如果权力差距过大,最终表现的对外行为肯定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伊拉克战争前的美国与伊拉克相互视为敌人,这是它们共有的观念分配(文化),但由于二者权力差距过大,结果它们表现的对外行为也不同,美国竭力要通过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而萨达姆则是争取通过外交途径实现与美国的和解。在这里,我们也很难判断是权力还是文化对行为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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