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米特的政治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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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米特的政治洞穴

2、第1lunitt）的盛名作《政治的概念》阐述的是现代世界的政治图景，至于它究竟是自然正当的人类生态，抑或是在柏拉图意义上的自然洞穴内挖出的第二层洞穴，这正是本文试图探究的问题。柏拉图的自然洞穴原本隐喻“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希腊城邦，西语中的“政治”（politics）以及它的替身“治安”（police）皆源出于“城邦”（polis）。苏格拉底式的政治哲学是否可能堕入施米特的第二层洞穴，这正是本文顺带提及的另一个问题。之前，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义旨，干

3、净利落地宰杀了任何人出离城邦、即出离柏拉图意义上的自然洞穴之可能性。亚理士多德认为：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就其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以身体为例，如全身毁伤，则手足也就不成其为手足，脱离了身体的手足同石制的手足无异……我们确认自然生成的城邦先于个人，就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每一隔离的个人都不足自给其生活，必然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一整体。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离弃世俗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便是

4、一尊神祇（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施米特在1963年重版序中两次强调了《政治的概念》之“严格教授法特征”，仅仅“从理论上澄清一个严峻的问题”；换言之，“为特定的法学问题勾画出某种框架，以便审理一个混乱的论题，找到论题所涉及的概念的定位”。［1］所谓“严格教授法”的立场即是“请神学家闭嘴”的立场［2］，也即是韦伯式的科学实证主义立场；也许是自知其立场远不如韦伯之澄澈，施米特本人并不情愿“被归入韦伯追随者的行列”。［3］韦伯式科学实证主义的核心在于严格区分事实陈述与价值陈述——强调事实与价值的绝对异质性，强

5、调“是”与“应该”之间如隔幽明，因此，社会科学必须保持道德中立或称“价值无涉”。然而，人们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并非是无缘无故的、而是“价值关涉”的，因此，“追随你心中的守护神”——其逻辑的必然延伸是：“追随你心中的守护神，休管它是善是恶”——遂成为韦伯式实证主义者惟一的道德律令。［4］从“严格教授法”的立场出发，施米特找到了一个“合乎规范”的、价值无涉或道德中立的政治定义——政治即是划分敌友，一如道德领域划分善与恶、审美领域划分美与丑、经济领域划分利与害。敌友划分表现了最高强度的统一或分化，联合或分裂。它能够

6、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独立存在，而无须同时借助于任何道德、审美、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划分。［5］这一定义既适用于“主权国家”，也适用于“全权国家”，后者拒绝了解任何绝对非政治性的东西——即把敌友划分扩展到道德、审美、经济或任何其他领域，尤其在经济领域内私有制与公有制的划分形同水火。［6］施米特在1963年版补注中强调：“对我来说，问题只能涉及敞开通道，而且这与‘领域的自主’乃至‘价值领域’无关。”［7］在极端处境下，施米特认为，战争、战士之随时准备赴死，以及从肉体上消灭属于那些敌人阵营的人——所有这一切均没有什么合

7、乎规范的意义，只有生存的意义而已，尤其是在与其真正的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战斗时更是如此。这里决不存在什么理性的目的和规范，遑论真假，决不存在什么纲领，更遑论可否值得效法，也根本没有什么社会理想，更遑论其是否美好，这里既没有什么正当性也没有什么合法性能够证明人类相互杀戮是出于某种正当的理由。如果一个人在肉体上毁灭人类生命的动机不是出于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生存意义上受到威胁，那么，这种毁灭性行为就无法正当化。这正如战争无法由伦理准则和法理准则正当化一样。如果真正存在着生存意义上的敌人，那么在肉体上击退敌人、与敌人战

8、斗就是正当的，但是，这也仅仅在政治意义上具有正当性。［8］一句话：正义不属于战争概念（格劳秀斯语）。施米特强调，如果着眼于与现实敌人的真正战斗这种可能的极端情况，我们就会看到，政治统一体乃是关键，它是决定着敌－友阵营划分的关键统一体；在这个意义上（而不是在任何一种绝对主义的意义上），政治统一体即主权。［9］政治统一体在本质上乃是具有决定性的统一体，这与它最终的精神动力来自何处［上帝抑或魔鬼］无关。［10］战争法权，即在特定情况下决定谁是敌人的现实可能性，以及运用来自政治的力量与敌人作战的能力，属于在本质上

9、作为政治统一体的国家。每个国家均规定了一套宣告谁是国内敌人的规则。如果被国家宣告为敌人的一方态度强硬，这可能就是内战的信号，标志着国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拥有国内和平与领土完整以及不受外国干涉的政治统一体的解体。［11］总之，国家是政治共同体的守护神，休管它是善是恶。因此，施米特的“政治概念”完全是以实证主义的方法在柏拉图的自然洞穴内挖成的第二层洞穴——权力政治洞穴，类似于理论物理学家发现的引力“黑洞”，包括哲人和先知、圣徒和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