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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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解读高僧刘萨诃[1]主要活动在四世纪下半叶到五世纪初。他在出家以前是一个目不识丁的稽胡族下级军吏，三十岁时巡游地狱的偶发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由一个杀生为业的罪人变成了一个精勤福业的游方僧人。他去江东寻觅礼拜阿育王塔、阿育王像的传说给江南佛教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一个普通僧人而名列宝唱的《名僧传》和慧皎的《高僧传》。同时，随着他在稽胡人聚居地（今天晋陕交界的黄河两岸）的传教事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他那神奇的巫术和预言能力，刘萨诃成为稽胡族的民族神，被视为观音化身、“苏合圣”、“刘师佛”。（道宣《续

2、高僧传》卷二五）到了六世纪二十年代，在河西走廊的番禾（今甘肃永昌）出现了著名的番禾瑞像，而刘萨诃就是番禾瑞像的预言人，随着番禾瑞像影响的不断增加，刘萨诃的名气也达到顶峰，从而成为北朝直至隋唐西北地区的一个强有影响的神灵。从现今发现的敦煌莫高窟中与刘萨诃相关的资料来看，归义军时期敦煌一地又掀起了一个刘萨诃崇拜的高潮。可见，在东晋到唐五代漫长的时间里，在江东、秦晋、河西走廊广阔的空间中，刘萨诃传说着染了浓烈的时代、地域色彩，不断地增殖繁衍，成为公元四世纪到十世纪民众佛教信仰的一个具体而微的典型代表。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

3、，敦煌刘萨诃文物和文献的发现引发了国内外学界对刘萨诃的关注，刘萨诃和敦煌莫高窟的关系也就成为刘萨诃研究的起点和中心。而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的研究是其中的一大热点。陈祚龙先生的《刘萨河研究——敦煌佛教文献解析之一》[2]一文是當時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陈文对《因缘记》进行了校录和考证，并提出许多极具学术价值的问题。此后，海内外诸先贤亦多有发明创见。在各位前辈的启发之下，我希望能通过对《因缘记》的进一步解读，更为具体地揭示《因缘记》的价值。一、《因缘记》的创作时间和材料　　《因缘记》载于敦煌遗书P.3570、P.2680

4、、P.3727中。据P.2680要晚于936年、P.3727晚于955年[3]，可知《因缘记》的抄写相当晚。但显而易见的是，《因缘记》的抄写时间并不等于它的制作时间。陈祚龙先生在《刘萨河研究》一文中说道：“我敢说，这种《因缘记》的制作年代，最早也只是在初唐，而且它的‘蓝本'，谅必仍是释道宣的《续高僧传》。”陈先生对于《因缘记》制作于初唐的论断，我基本赞同；但说《因缘记》的材料是道宣的《续高僧传》，我却不敢完全同意。以下我们按照《因缘记》的叙事顺序将之分解为八个故事单元，然后具体来看每一单元的可能的产生时间和材料。　　1

5、）姓名籍贯　　《因缘记》云和尚是“丹州定阳”人，“丹州”系554年西魏废帝改汾州而来，[4]则“丹州”之使用必在西魏之后；河西定阳说为刘萨诃籍贯的三说之一，[5]起因于刘萨诃曾在此地传教，故《因缘记》此处的记载源自北方长时期认可的刘萨诃籍贯的河西定阳说。　　2）冥游　　有关刘萨诃冥游的故事，在王琰的《冥祥记》中已经得到记录，它是所有刘萨诃传说中产生最早的一个。但《因缘记》中的冥游故事，与《冥祥记》所记不同，最为明显的是，地狱审判者——阎罗王出现了。大约在南北朝的末期，阎罗王开始成为地狱中最主要的审判者；唐初以来，地狱十

6、王信仰逐渐风行。在另一版本——思讬的《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所记的刘萨诃冥游故事[6]中，阎罗王命令刘萨诃到越州东的鄮县鄮山去寻找阿育王塔，据《旧唐书·地理志》可知鄮县归越州管辖是在武德八年至开元二十六年之间，由此推得思讬所记录的冥游故事大约流行于这一时段。因此，我们初步推论《因缘记》中刘萨诃冥游这一情节应产生在南北朝末期至唐初。　　《因缘记》中的冥游故事在诸细节上与《冥祥记》所载大相径庭。《冥祥记》中观音长篇大论的教导在《因缘记》中荡然无存，仅是简单地劝刘出家：“又见观世音菩萨，处处救诸罪人。语萨河言：‘汝今

7、却活，可能便作沙门以否？'”《因缘记》记载了在地狱中接受惩罚的友人王叔谈嘱托刘萨诃：“若却至人间，请达音耗，谓我妻男，设斋造像，以济幽冥。”这一情节不见于《冥祥记》，而对“造像”的强调是北方造像之风大盛的真实反映。《冥祥记》仅言从伯学人灌像，而《因缘记》却点明“腊八灌佛”：“我平生之日，曾与家人腊月八日，共相浴佛。”中国古代浴佛的日期有二月八日、四月八日和十二月八日三种。大致是北朝多于四月八日浴佛，自南朝梁经唐至于辽初一般用二月八日，宋代北方用腊八，南方则用四月八日。但在9至11世纪的敦煌，腊八浴佛为其特有的风俗。除《

8、因缘记》之外，P.3103《浴佛节作斋事祈祷文》（原无题，《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拟题）亦可证明：“今三冬季序，八叶初辰。……爰当浴佛佳辰，洗僧良节……”可见，这也是《因缘记》“地方特色”的一个体现。总之，我们可以推论《因缘记》中的刘萨诃冥游故事的演变于北方和敦煌特有的传说。　　3）广寻圣迹　　《因缘记》云：“但是如来诸行处、菩萨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