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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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本栏收录的三篇对话，仅体现“立此存照”之意，吴、汪的对话成稿于1998年，而秦、汪、温三人的对话也是一年多以前完成的。之所以不避“炒冷饭”之嫌，是缘于他们深刻洞察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轨迹，他们对不同历史时期所做的重大判断，足以成为后来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主题一：真正的亮点在哪里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由于许多矛盾纠结在一起，手边又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因此，未来的前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最近的、将来的经济发展更认为未可乐观。但这是不是说，改革的前景就一定悲观呢？我并不这

2、样看，事情常常是坏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有变化，出现转机。如果没有“文革”当年的山穷水尽，经济濒于崩溃，也不会有今天的改革。现在国家投资上升得很快，但民间投资却没有怎么起来。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光靠财政是背不动的。更何况像1998年那样大规模的财政注入，是可一而不可再的。那么，什么是能够支撑中国经济长时期稳定增长的力量呢？在我看来，是企业，是具有活力的企业。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改革把不是真正企业的“企业”改造为真正的企业，如果我们能够采取适当的政策把已有企业的活力充分激发出来，今后更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应当是有保证的。目前来看，中国国民经济

3、这幅图画上的真正亮点，还是中小企业。在一些地区，经历过“放小”和“改制”，一大批真正的企业确实建立起来了。它们具有很好的发展势头。政府需要做的是端正政策，创造好的经营环境，使他们的活力充分发挥出来。所以我总是说，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不但要采取凯恩斯主义式的政策，扩大需求，还应当实行供应学派式的政策，发挥企业的活力。汪丁丁（北京大学教授）：的确，经济危机对改革也即技术与制度创新的影响未必是负面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会发生经济危机或经济的周期波动是否有好处，而在于一个社会是否有鼓励创新的制度安排及文化空间。如果技术与制度创新在一个

4、社会里总是受到压抑，那么，当经济萧条来临时，企业就会死亡，失业与企业活力的下降也同时发展，最终导致社会的死亡。这正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换句话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上次或这次用了什么精英人物或什么灵丹妙药使中国经济起死回生，而在于你解救中国经济于水火所依靠的制度是什么样的。一个鼓励企业和个人在一切方向上进行各种可能的创新的社会制度，是不需要“救世主”的。我曾经说过，中国缺的是人而不是钱，现在看起来更是如此。人从哪儿来呢？还要靠良性的制度，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淘汰一批不那么出色的企业家，让那些更优秀的企业家占据市场。这就是人

5、才。这样的人才选择机制不是“终身制”的。使一个经济变得有效率所要求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其实只是一条：承认每一个个人有为自己谋福利的权利。主题二：复位规则已到时候吴敬链：十五大“放小”的战略确定以后，中小企业产权明晰化的趋势己不可阻挡。但在有些地方，原来打着“坚持公有制”旗号，力图保持自己对企业的控制的有权有势的人们改变手法，不但利用权力不花几个钱就把企业搞到自己手里，还反过来要职工交钱，否则就让他们“下岗”。于是社会公正的问题就突出起来。体制转轨是一个利益结构大改组的过程。不管采取什么方法来实现转轨，在利益分配上总会有问题，原来掌

6、握权力的人肯定会利用权力把过去的公众财产据为己有。如果官僚们的力量太强大了，就会发生像俄罗斯那样的情况；大部分财富被一小撮人鲸吞，而百姓却变得一无所有，那就国无宁日了。我认为中国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或者说1992年以后，改革的主要危险并不一定来自保守力量，而在于是否在社会变革中兼顾公正。不然的话，老百姓不认你这个改革。如果他们因为基本利益受到损害而寄希望于保守力量，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这又回到了刚才讲到的那个问题：改革初期多数人都觉得改革对自己有好处，那么现在到底什么样的人赞成继续改革，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所以，单从经济形势

7、的角度，也要寄希望于民间经济的发展。改革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也希望中小企业家和其他独立的民间力量能够成长起来。如果他们不能成长起来，就会越来越没有人支持一个有利于大众的改革。我常常觉得，改革后十年中，好像支持搞正正经经的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削弱。光是靠一些知识分子的理念支撑，会是苍白无力的。汪丁丁：我们说改革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就是说游戏的规则问题变得非常重要，以致若解决不好，整个改革就会功亏一簧。刚才吴老师说的改革动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益在社会各集团之间比较公正的分配问题。但利益如何分配，首先不是

8、谁应当分多少的问题，而是通过什么原则和机制来分配的问题。因此，这也是个修改社会契约或宪法重新缔结的过程。“放权让利”的改革好比在牌桌上赌博，一开始的问题是许多人没有资源的控制权，只是“国家”一个大庄家；为了让市场经济这个游戏能够“玩儿”起来，就必须放权让利，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