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起步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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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分配改革起步艰难如果自2004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研究启动开始算起，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过去，5年间基尼系数在上升，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分配不公日益严重，然时至今日，改革仍然蜘蹰不前，几无作为。如此境况，对于即将到来的“十二五”规划，收入分配改革能够取得突破的前景让人不容乐观。改革共识不足和许多改革的难点一样，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喊了很多年，但仍然空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在大方向上仍然没有取得统一共识。还停留在目前这个阶段是要讲效率优先，还是公平效率同时兼顾的争议上，比如财力的积累是不是到了可以重新进行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时候?经济发展

2、速度还要不要放在第一位?财政支出结构要不要调整?要不要大规模发展基础设施?等等，这都导致很多政策出不来。”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对本刊记者说，“目前在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上，政府对稳定因素的估计仍然不足。”现状却是，多年来经济增速优先的发展路径下，GDP增速虽然连年高于8%，但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为0.48。“现在应该在0.5。”李实说。在收入分配格局上，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代表劳动

3、者所得的劳动者报酬占GDP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7年已降至39.7%。而代表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则分别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在GDP的占比中，居民消费不到35°%，投资和产出却占了65%,是典型的投资扩张型而内需严重不足的经济模式。这种投资扩张又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而政府在二次分配上的不合理，又进一步抑制了居民消费和内需扩大。在二次分配中，政府的财政收入比重居高，但支出比例

4、不合理，如各级部门行政开支过高，行政开支比例占财政收入竟达26%，而日本只占不到3%，欧洲许多国家也不到4%。近年来中国GDP每年增长10°%左右，但税收和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却是百分之二三十，地方政府还拥有数额庞大且缺乏监督的卖地款等预算外开支。种种原因导致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的差距扩大化，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调研，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要远大于统计显示的水平。城乡二元化结构又成为缩小收入差距的一道阻碍，户籍制度、

5、社会保障体系的差异化，使得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化。中国（海南）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的研究指出，目前，城乡名义收入差距为3.3:1，若把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因素考虑在内，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已达5〜6:1。问题己然清楚，但在改革的路径上，仍然还在争议不休。“路径上大概存在三个争议，一是标本兼治抓什么?标比较清楚，本是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问题。二是到底先抓一次分配还是先抓二次分配?第三是抓什么重点?是控高（收入人群）还是提低（收人人群）或扩中及其他?”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对记者说。政府责任与市场机

6、制的争议虽然自“十一五”以来，外界一直在呼吁改变收入分配结构和收入分配体制，但相关的政策措施有限，行政力量和市场机制的平衡问题充满争议。在一次分配领域，即提高劳动者收入方面，《工资条例》（草案）的讨论至今仍无明确信息，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推行10年来，效果也几近于无，在今年来各地依靠政府部门力量强推，但也招来了诸多争议。“在一次分配领域过多地强调政府的作用，可能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当前中国的劳动力仍然供大于求，大幅度的提高工资可能就会适得其反。在最低工资标准上，政府该制定一定的标准，但更多应该让市场发挥作用。”李实认为。“目前的

7、首要问题不是就业人群的工资快速增长的问题，而是没有就业人群的就业问题。政府的责任在于进行人力资源的培训和投入。”他说。工资集体协商效果不彰的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完善的机制保证，目前连接劳资双方谈判的工会组织形同虚设。政府应推动工会组织的建设，谈判则交由劳资双方去执行。苏海南则指出，政府在一次分配中应该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但应把握好度。现在有些地方搞“运动式”的集体协商，要求企业必须按照工资指导线来增加工资，则会破坏劳资之间的博弈关系。“要划分清楚维护公平正义和与民争利的界限，凡属维护公平正义、扶助弱者的事，政府应该定规则，当好裁判员；凡属老百姓

8、赚钱的事，政府应不插手。其次，要划分清楚市场主体自己能够处理的事与处理不好的事的界限，能够按市场规律和政府规则自己处理好的，政府不管或少管。”他说。“中国基尼系数最低的地方是浙江，最高的地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