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诗亡”与“《春秋》作”之关系 ———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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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论“诗亡”与“《春秋》作”之关系———从一个关键字：文化空间　话语建构　权力意识　乌托邦精神提　要　《诗》和《春秋》都是先秦儒家士人极力推崇的文化文本。二者从实际的历史角度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在儒家的话语建构工程中它们却同是儒家权力意识与乌托邦精神的体现,有着深刻的一致性。“诗亡”与“《春秋》作”反映了从春秋到战国文化空间的变化,也反映了儒家士人文化心态的变化。《诗经》作品在西周初年至战国末期这近八百年的历史中被广泛使用着。其使用范围之广,所起作用之大,恐怕后代任何一个时期的诗歌都无法比拟。但诗的功能究竟如何?这既是个实际的历史问题,又是个话语建构问题。作为历史实际,诗的确曾

2、经具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功能。这种功能由于具体社会需求的不同而显现出明显的差异。作为话语的建构,诗的功能又是一种叙事的产物,或者说是儒家士人的乌托邦式的虚构,是一种政治策略的产物。后世论者不察,往往将诗的实际的历史功能与儒家的叙事所赋予的话语功能混为一谈。这里我们即从分析孟子的一段话入手来从一个侧面考察一下诗的这种双重功能的情况。一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何谓?《孟子•离娄下》有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对于这段话,历来注者,其说不一。赵岐注云:“王者,谓圣王也。太平道衰

3、,王迹止熄,颂声不作,故《诗》亡。《春秋》拨乱,作于衰世也。”②朱熹注云:“王者之迹熄,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③赵言“《诗》亡”指“颂声不作”,朱言乃指“《雅》亡”,均非确当之论。道理很简单:孟子是说“诗”亡,而非说“《颂》”亡或“《雅》”亡。然赵、朱之论,亦渊源有自。观赵岐之意,是说颂美之诗只能产生于太平之世,到了衰世,就只能产生《春秋》这样的“拨乱”之作了。但赵岐以“颂声”代“诗”,这显然不能反映“诗三百”产生的实际情况。其说盖出于诗序及郑玄著名的“变风”“变雅”说。《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

4、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①郑玄云:“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言享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而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

5、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②诗序及郑玄此论亦非凭空杜撰。就《诗经》的实际情况而言,的确存在着平和愉悦的颂扬赞美之作与愤懑激越的讥刺讽谏之作两类。所以汉儒说诗尽归于美刺二端,固属偏颇,却也不是全无根据。就理论的演变来看,则诗序与郑玄此说应该是本于《礼记•乐记》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之说,甚至连“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一段文辞都原封不动照搬过来③。“正变”说虽然长期为人采信,几为定论,但其主观臆断之处毕竟难以尽遮天下人之目。清人崔述尝予以尖锐批评。他认为:盛世亦有当刺之人,衰世复有可

6、颂之事。不可能讽刺之诗都出于衰世,美颂之作都出于盛世。他还具体指出诸如《七月》、《东山》、《破斧》、《淇澳》、《缁衣》、《鸡鸣》、《蟋蟀》等诗均不宜以“变风”目之。他更进一步指出:诗序确言某诗刺某人、刺某事,乃是出于诗序将一国之诗与《左传》等史书所载此国之事相比附而来的,他的有力证据是:诗序于《魏风》、《桧风》均不直指刺某君之事,乃因此二国之事《左传》、《史记》等史书全不记载因而无从附会之故④。诗序及毛传、郑笺以史实比附诗义可以说是汉儒说诗的基本方式⑤。如此看来,赵岐的“《诗》亡”即“《颂》亡”说肯定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再来看朱熹之说。在朱熹之前亦已有持“《诗》亡”即“雅亡”之论者。

7、王应鳞记云:“诗亡然后《春秋》作。胡文定谓自《黍离》降为《国风》,天下不复有《雅》。《春秋》作于隐公,适当《雅》亡之后”⑥。只是胡安国(谥文定)之说不像朱说那样影响大而已。或许朱熹是接受了胡安国的说法。观朱熹之意,尽管他对诗序多存异议,然而这里却是以《诗大序》所谓“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为前提的。故而他以为东周之时,王纲不振,诸侯各自为政,天下一统的局面不复存在,那种“言天下之事”的“雅”诗就因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而衰亡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