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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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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的关系新论【内容提要】孔子传《易》,直接出于作《春秋》的需要——孔子所作《春秋》,不是《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孔子传《易》之“窃义”,与其作《春秋》的“窃义”,异曲同工。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相互促成,共同形成了儒学的“天道—性命—道德”三位一统的道德本体学说体系。【关键词】孔子/易传/春秋近几年来,随着诸多先秦、秦汉简帛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许多疑案得到了科学的解决。其中之一就是曾受到广泛怀疑的孔子传《易》之说,终于初步得到了证实。但还有许多深层的问题尚待探讨。如:孔
2、子为何“晚而喜《易》”并传《易》?其与孔子作《春秋》有何联系?对孔子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又有何影响?这些问题虽然早已有人论及,但由于对孔子作《春秋》的问题尚未突破前人窠臼,故多有似是而非之论,笔者试结合对孔子作《春秋》的最新研究,对此作探讨与辨正,与同好切磋商榷,并就正于方家。一、孔子“晚而学《易》”直接出于作《春秋》的需要帛书《要》篇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1]这与司马迁之所记恰相吻合。《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正义》:“《易·序卦》也。”)《彖》、《系》
3、、《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第1937页)[2]《论语》对此亦有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第144页)[3]孔子为什么“晚而喜《易》”?为什么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对此,前人曾有种种怀疑与不同的诠释。近年来论者虽也承认孔子传《易》,但对孔子这位一向“不语怪力乱神”不相信占卜的圣人,为何到了晚年,突然对占卜的《易》感起兴趣,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笔者认为,孔子读《易》,直接出自其作《春
4、秋》的需要。《史记》记载:“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太史公自序》,第3297页)[2]这就是说,孔子于五十六岁鲁司寇受挫时,即萌生作《春秋》之志。《史记·孔子世家》亦记:“子曰:‘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第1943页)[2]可见孔子立志作《春秋》,是从鲁司寇受挫发现“吾道
5、不行矣”之时开始(而非如传统所传说的“获麟而作《春秋》”又“绝笔于获麟”——此乃以董仲舒为首的汉儒所炮制的经学神话,其荒谬不值一驳)。而作《春秋》,就不得不精通于《易》。一来古代史与巫相通,史中多有占卜之记(卜辞亦为史)。若不通《易》,则无法通史。二来,春秋时期中原各国已经普遍形成引用《周易》的习惯,不仅史官普遍用《周易》占卜,而且,一般官员、士大夫,也普遍引《易》占筮。对此,据各国史料汇编的《国语》中也有明确记载,如:“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
6、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晋国,以辅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晋国”,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国之务也,吉孰大焉!《震》,车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乐也。车班外内,顺以训之,泉原以资之,土厚而乐其实。不有晋国,何以当之?……’”(《国语·晋语》,第362页)[4]公子重耳非巫而亲筮之,司空季子引《周易》而解之,可见当时《周易》的普及。据不准确统计,今之《左传》引《易》及占卦就有一百余次,其中引《易》“象”四次,引《周易》十余次,记占
7、卦九十余次。很难想象,若非通《易》,如何读懂史料,又如何能作《春秋》?正是为了作《春秋》,孔子才发奋学《易》。其时孔子已年过五十六岁,因后悔学《易》太晚,故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意思是,如果让我多活几年(即能倒退几年),五十岁就开始学《易》,那我就能(运用自如)不会发生大的过错了。因《易》深奥,故手不释卷,以至“韦编三绝”。但一些论者却认为“《春秋》作于孔子辞世前两年,即鲁哀公十四年。《易传》的著述时间当在返鲁之后,作《春秋》之前。”[5]将传《易》与作《春秋》隔裂开来,于是传《易》
8、便成了空穴来风;于是一向不信算命占卜的孔子为什么突然对这部算命的书感兴趣并将其改造成贯通天人的宏着,只能归因于圣人的天才与特异功能了。二、孔子传《易》之“窃义”与作《春秋》之“窃义”异曲同工“《易》本为卜筮之书”,这是早在宋代朱熹就已明确指出的。“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于正,孔子方解作四德。《易》只是尚占之书。”(卷六十七《易·纲领下》,第1475页)[6]“盖文王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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