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副刊与思想文化公共领域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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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晨报》副刊与思想文化公共领域的建构【摘要】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利用报刊表达自己的思想，报刊成为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媒介，也成为公共意见形成的主要阵地。本文选择李大钊主编时期的《晨报》副刊来分析在新文化背景下，现代知识分子是如何利用报刊来构建属于自己的思想文化公共领域。【关键词】知识分子思想文化公共领域李大钊《晨报》副刊一、公共领域与报刊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大众传媒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公共领域的研究起源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①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颂域，是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当

2、公民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收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②无疑，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肯定了大众传媒对公共领域的建构作用，他认为，“新闻媒介是社会之公器，是全体公民窥视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共同管道和从事公共事务讨论的公共论坛，在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中具有头等的重要地位。”③报刊作为早期的重要媒介，对公共领域的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报刊公共领域指借助报刊媒介得以形成公共意见的公共领域形式。④传播信息、启迪

3、民智是报刊的主要功能，面对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基于报刊的功能，纷纷办报，表达自己的思想，报刊成为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媒介，也成为公共意见形成的主要阵地。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一种非官方的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和，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评判。⑤知识分子办报所形成的报刊公共领域，实际上是对公共问题的批判或进行引导或者注入知识的元素，使公共问题的讨论趋于理性或者使其朝着自己的意愿进行探讨。二、李大钊编辑时期的《晨报》副刊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并没有按照革命者的理想发展，现实的国情，致使先进的中国知识分

4、子寄希望报刊来推动社会的变革，于是办报成了他们宣传新思想的主要手段，《晨报》副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晨报》副刊于1918年底由汤化龙、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团体创办。1919年旨在推动社会进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介绍和传播新思想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传播的重要内容。《晨报》副刊继承和顺应了这种新时代潮流，始终保持了对新思潮的高度关注。1919年2月7日至1920年6月，李大钊担任《晨报》副刊的主编，对《晨报》副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晨报》副刊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得到了改变，副刊的地位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李大钊主编时期的《晨报》副刊是由一份旧式副

5、刊向新式副刊转变的重要阶段，新思想成为其传播内容的核心，同时，外来学说和思想的翻译在《晨报》副刊的传播下得到了推广。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晨报》副刊对西方社会运动方面的学说、尤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等方面内容的介绍特别热忱。而这些与李大钊密不可分。李大钊作为受中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⑥在注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同时，更看重借助报刊这种传播媒介探索中华民族的发展之路。三、《晨报》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文化公共领域的构建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出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公共领域必须具有公共性，即

6、超党派，是在政治权力之外建构的平等的讨论空间；二是参与者必须能运用自己的理性独立表达自己意愿，并广泛参与公共事务；三是公众所讨论的是公共政治问题。⑦这些条件分别从场所、参与者、问题对公共领域的形成进行了界定。笔者在对李大钊编辑时期的《晨报》副刊进行分析得出，《晨报》副刊在构建知识分子思想文化“公共领域”的过程中，具备了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三个条件。1、公共性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性是在公共领域中每次论辩实践的交往前提都在于参与者消除和超越党派偏见与自身的特权。⑧这两个前提必须得到实现，这甚至应当成为辩论的成规。这说明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具有双层内涵。首先，它是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超党派

7、的；其次，它所建构的是平等的讨论空间。⑨而我国的近代报刊在面对忧患中的现实国情，代表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希望借助办报“立言”来改变现状，报刊不仅是其独立于政治权力表达自我的一种渠道，更是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探讨问题的场所，报刊实际上充当着代表知识分子发表言论的新话语空间。学者李欧梵曾认为，晚清（也可能更早）以来，知识分子利用报纸媒介，开创了各种新的文化和政治批评的“公共空间”。在他看来，晚清以后的报业与原来的官方报纸（如《邸报》）不同，其基本的差异是：它不再是朝廷法令或官场消息的传达工具，而渐渐演变成一种官场之外的“社会”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