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转型与人大职权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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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转型与人大职权的演变

2、第1内容加载中...　摘要：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的政治转型，也使得中国的统治合法性基础逐渐由克里斯玛型向法理型转变。随着合法性资源的变化，人大的职权也不断增强。但受"议行合一"体制本身限制，宪法赋予人大的权力是难以全部实现的。随着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人大的法定权力也必然会有一个调整过程。　　人大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法律角度而言，全国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包括一府两院）均由其

3、产生，受其监督，对其负责。人大享有立法权、选举权、监督权及重大事项决定权。其权力之大，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无论是议会制还是共和制）的议会所无法比拟的。但"法定权力"并不都能转化为"实有权利"，尤其对缺乏法治基础的中国而言更是如此。人大制度在中国推行了几十年，其在国家政权中的主导作用并未得到充分体现，更曾一度被称为"橡皮图章"、"表决机器"。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制度变迁进入另外一个僵滞期的时候，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也日趋高涨。由此，对我国人大的职权演变进行一番探讨，无疑也就具备了很强的现实意义.一、　　　　极权主义体制与人大职权　　制度变迁

4、受其路径依赖。1949年建国以后，虽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提出要走民主之路，让人民监督党和政府以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并于1954年制订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立了人大在国家权力机关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但这一时期事实上建立起来的却是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党在一切领域实行排他性的一元化领导，即所谓"党代行主义"；国家权力无限制地对社会每一个领域形成全面控制，社会空间几乎不存在，整个社会都被"国家化"，出现所谓"全能主义国家"；国家的权威体现为领袖个人魅力和能力，国家统治和管理的主要方式是"人治"；存在自上而下

5、的政治动员及"大民主"的政治文化。　　一种政治体制的确立并得以运行，必须要有合法性资源做基础。所谓"合法性"是指社会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评价标准则就是指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忠诚的程度（对政治领导人及其决策的信任程度），也即政治权威的大小。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制存在、持续和发展的基础，合法性程度的增强还能有效的降低统治成本，因此，对于统治合法性资源的保持和开发，是任何统治者都不能也不敢忽视的问题。　　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传统型基础、克里斯玛（个人权威）型基础以及法理型基

6、础。中国当时这种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确立，也当然有其合法性资源为保证。亨廷顿认为，一党制"通常是激起广泛动员并形成制度化的民族斗争或革命斗争的产物……该体制的稳定性就依赖于他自己的历史遗产。夺取政权的斗争越是激烈和持久，其意识形态的承诺越坚决，随后所建立的一党制的政治稳定性就越大"。①中国共产党自建立到取得全国性革命的胜利，前后要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并经历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内战才最终夺取了政权。毛泽东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中也树立起了崇高的个人权威。毛泽东自己也认为"正确的个人崇拜是必要的"。因此，毛泽东时代的极权统治主

7、要是建立在韦伯所说的第二种权威合法性基础--个人超凡魅力型权威--之上的。而在毛泽东本人的治国理念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也始终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毛泽东最擅长和青睐的斗争方式是群众运动而不是正式的制度。比如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谈到，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判，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②然而，由于超凡个人魅力型权威的力量不在于法律的确认，而在于人们内心的信赖、支持、崇拜和迷信，致使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至高无上，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和决策体制在中国得以形成，以言代法、以权凌法的

8、现象普遍存在，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并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和悲剧。③　　这样一种奉行人治、靠群众运动贯彻统治者意图的极权主义体制，宪政体制下的人大制度，其职权自然也难以得到落实。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人大制度的正式确立。1957年以前，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还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例，"五年共举行会议110次，听取和审议政府等有关部门的工作报告37次，通过决议案187项，通过任免案1831项。"但从1957年下半年起，在权力的角逐中，人大的

9、作用被日渐削弱。许多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国家重大事项不再提请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近乎停顿下来，人民代表的权利难以保障，有的代表在宪法赋予的职权范围内发表意见竟被当作右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