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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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研究：后　一、前言：文化研究的当代趋势传统的“文化研究”一直默默无闻地隶属于人类学领域，然而现今时兴的“文化研究”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要回答现今的“文化研究”这门学科是什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卡里·内尔逊和保拉·a·特莱契勒编辑的厚厚的论文集《文化研究》的前言里，编者也表示了对给“文化研究”下定义的迟疑。在他们看来，试图给出文化研究以一种单一的定义和叙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他们甚至引述斯图亚特·霍尔的话说：“文化研究从来就不是一回事”【1】。文化研究具有充分的开放性，没有人可以

2、控制它的发展。文化研究这个古旧的行当，几乎是突然之间被注入了崭新的内容，变得生机勃勃。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否认它成为大学的一门显学。它不再局限于传统人类学或历史学指称的那个冷辟的学术领域，而是广泛包括文学、艺术批评、大众文化、媒体研究、跨文化交流、女性主义、殖民主义历史、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研究……等等，其包罗万象的开放性主题，似乎正在宣告传统的学科边界正在消失。特别是因为研究主体多半出自大学英语文学系或比较文学系，直接表明传统的文学批评学科正在经历巨大变故。文学批评这个行业在变得五花八门和丰富广博的同

3、时，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传统形象。它不再那么局限于纯粹的文学，对文学的读解方式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即使人们在谈论所谓的纯文学时也不再那么天真单纯，其中隐含的动机和诡计，足以使这种冠冕堂皇的说法与当代政治学相去未远。文学批评已经不可避免地向文化研究转向，人们当然有理由乐观地认为文学批评又一次焕发了生命力，然而，人们也应该有所疑虑文学批评这个行业存在的真实性。但不管如何，文化研究现在已经涵盖了多门学科，成为一个难以抗拒的学术事业的联合体。在杰姆逊看来：“它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

4、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2】“后学科”这种说法当然有些故弄玄虚，实际上，它也就是一门新兴的跨学科或超级学科。从事文学批评的大学研究人员多数转向文化研究这件事实正象杰姆逊所表述的那样，表达了一种“愿望”，尽管这种“愿望”与知识分子的政治意图相关，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其与文学批评这门学科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发展区别开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宁可将“文化研究”放置到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历经的历史变动中去理解它的学术特征和它的当代意义。现今时兴的文化研究大体上可以

5、化分为二大块，其一是大众文化研究；其二是新历史主义。狭义的文化研究即是指大众文化研究，而广义的文化研究可以包括新历史主义。大众文化研究的新左派色彩较浓，大都有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因此也可见在这一领域，女权主义显得十分活跃。因此大众文化研究与新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有交叉重叠的关系。由于新历史主义偏向于文学文本分析，强调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审美意蕴，因而新历史主义经常被称为文化诗学。例如，新历史主义主将格林布雷（greenbllat）就自称其研究为文化诗学。另一方面，文化唯物论与新历史主义也有相近之处，

6、1985年，johathandolimore与alansinfield合编《政治的莎士比亚：文化唯物论新论》一书，该书就把美国新历史主义与英国的文化唯物论视为理论的同盟军。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后殖民理论研究异军突起，这个领域尽管偏向于英语文学批评，但其文化色彩较浓是无庸置疑的。其方法论显然是后结构主义的综合运用。从总体上来看，尽管这些专业的研究对象不再限于文学，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实质脱胎于文学批评。准确地说，它们的研究方法乃是新近文学理论与批评革新的结果，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构成当前文学理论与批评新近最主

7、要的成果。就文化研究的知识构型而言，文化研究的理论可以直接上溯到后结构主义和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方面包括福科的知识考古学、知识系谱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鲍德里亚的文化仿真理论；后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如拉康、德留兹、居塔里等等，这些学说共同构成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而当代新马克思主义主要可以划分为三大块：其一是法兰克福学派；其二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其三是威廉斯代表的英国文化唯物论。从总体上来说，正是把后结构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调和在一起而使文化研究具有了“后－后结构主义”的特色。就其方法论而言

8、，可以看出后结构主义的一套理论已经走向全面综合，也就是说后结构主义那些局部的，个别的理论观念与方法，在文化研究中得到不拘一格的发挥，在广泛概括和综合的基础上展开具体的理论实践。例如，现在很难说是谁谁秉承了拉康，谁谁是福科理论的翻板，也很难说女权主义只是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混合。当今女权主义显然又融合了福科与德里达。就新历史主义而言，显然与福科结下不解之缘，而且与德里达也不无关系，甚至与文化唯物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都表明现今的理论批评在综合的基础上正在构建一种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