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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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与政治1990年代以降，随着中国日益全面的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大多数人认识与批判现实的理论仍然延续着1980年代的思维习惯和模式。并不夸张的说，这无异于刻舟求剑，让人感到遗憾。人们有理由要求一种能够更加深入的理解现实的思想，而一个奇怪的现象却是，在中国这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左”仍然被普遍的视作为一个贬义词。这固然可以部分的归因于“文革”中一些做法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但这不是全部的原因，它更应该被理解为1978年以来的潜在意识形态所建构起来的知识广泛流传的结果。毫无疑问，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思

2、想中，马克思主义是最富于批判精神的。1978年以后，它曾在批判思想中一度缺席，但现在它已经活跃起来了，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会变得更加蓬勃。而这些都必须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变迁中去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显然，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启蒙运动的后果之一，它本身是一个普遍主义的理论体系。至少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主要依据欧洲历史与现实抽象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整个人类的真理，而不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但是，它在历史事件中显然并非如此，它产生了许多变种。作为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苏联其实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的例外了。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全人类同时进入的一个时

3、代，而不应该是主权国家范围内的政治革命。苏联革命只是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事件，但它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它的领导人们根据苏联的现实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大修正，它宣称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发生。它还进一步要求它主导下的共产国际的所有成员也重复它的模式。中国也曾一度是苏联革命模式的追随者。但中国革命面临着与苏联完全不同的现实。追随苏联道路让中国革命遭受了几次重大的挫折。长征完成以后，“延安道路”出现了。［1］中国革命放弃了对苏联道路的原样抄袭，根据本土的实际情况，做出了理论上的修正，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最后，中国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或“苏联马克思主

4、义”、而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成功。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长期带有强烈的“离经叛道”特征，即使在被今天的人们称为“走苏联道路”的时期，它也表现出了强烈的个性特征。这部分的是因为中国革命同时所承担的多重任务，同时也因为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传统与政治、经济现实。但它最明显的不同于苏联之处在于，作为公认的国家领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却经常是唯一的针对官方政策的批判者。在这种时候，他的身份的多重性便表现出来：一方面，他主持制定或修改国家的各种政策；一方面，他又自觉的为普通群众代言，甚至时常亲自撰写文章，挑起和参与重大的思想文化争论。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打

5、上了很强的毛泽东的个性印记，时常处于浪漫主义的激进与现实主义的稳健这两条道路的摇摆之中。无论是国内建设，还是国际战略，莫不如是。虽然有许多人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最混乱的时期，中国的经济指标仍然在稳步甚至大步上升，［2］但大多数人仍然把1966—1976年这段时期视为中国的停滞期。通常，1976年毛泽东去世与“四人帮”的被逮捕被看成是中国结束混乱、拨乱反正的开始，也是在这个意义上，1976年被视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终结。而1949-1976年则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典型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

6、，它给了几乎所有中国人一种强烈的平等的信念，虽然这一时期并未完全实现，并且还存在着毛泽东本人一再批评的“三大差别”，但人们依然相信平等是最重要的；其次，它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构，而这恰恰是所有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现代化得以开始的前提条件；再次，它利用强大的意识形态机器，完成了社会动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而这些正是后来的中国改革取得成就的基础；最后，它的全能主义国家特征使它取消和吸收了各种民间组织，并代替其功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3］关于最后这一点，在这里不强调福利体系，而只提到了医疗保健体系，这是因为，它的大部分福利只覆盖到了只占中国人口20%左

7、右的城市人口，大量的农村居民则被这个体系拒绝，并未享受到这一“社会主义优越性”。1976年以后，“中国社会主义”路线至少在口头上还被坚持了二年多的时间。1978年的H■届三中全会被公认为这一时期的正式结束和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随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与中国近代以来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一样，改革开放的开始同时在国家政策调整与思想文化层面上展开。今天人们已经熟知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新启蒙运动”的开始。从那时起，整个八十年代都弥漫着一种狂欢的空气，而在这空气中，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主要讨论大多集中于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