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学英诉蒋伦芳案判决的三点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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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张学英诉蒋伦芳案判决的三点质疑　〔内容摘要〕　　民法上的违背公序良俗原则的行为无效，指的是，法律行为违反公序良俗无效。民法要判断的是：当事人实施的法律行为是否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而不是当事人的一切行为。夫妻之间相互有继承权，指的是客观意义上的继承权，而非主观意义上的继承权。依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继承法》应优先《于民法通则》适用。　　〔关键词〕公序良俗法律行为客观意义上的继承权特别法一般法　　[基本案情]　　被告蒋伦芳与丈夫黄永彬于1963年结婚。1996年，黄永彬认识了原告张学英，并与张同居。2001年4月22日，黄患肝癌去世，在办丧事时，

2、张当众拿出黄生前的遗嘱，称她与黄是朋友，黄对其财产作出了明确的处理，其中一部分指定由蒋继承，另一部分总值约6万元的遗产遗赠给她，此遗嘱经公证机关于4月20日公证。遗嘱生效后，蒋却控制全部遗产。张认为，蒋的行为侵害了她的合法权益，按《继承法》等有关法律规定，请求法院判令蒋给付遗产。1　　[审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该遗嘱虽是遗赠人黄永彬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在实质赠与财产的内容上存在违法之处：黄的住房补助金、公积金及一套住房属夫妻共同财产，而黄未经蒋的同意，单独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理，侵犯了蒋的合法权益，其无权处分部分应属无效。且黄在认识张

3、后，长期与张非法同居，其行为违反了《婚姻法》有关规定，而黄在此条件下立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违反法律的行为。故该院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公序良俗原则）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学英获得遗赠财产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应当首先确定遗赠人黄永彬立下书面遗嘱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尽管遗赠人所立遗嘱时具备完全行为能力，遗嘱也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遗嘱的内容却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婚姻法》第26条规定：“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夫妻间的继承权，使婚姻效力的一种具体体现，蒋伦芳本应享有继承黄永彬遗产的权利，黄将财产赠与张学英，实质上剥夺了

4、蒋的合法财产继承权，违反法律，应为无效。　　二审法院认为，《婚姻法》和《继承法》为一般法律，《民法通则》为基本法律。依据《立法法》，《民法通则》的效力高于《继承法》，后者若与《民法通则》的规定不一致，应适用《民法通则》。该院认为原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维持一审的判决。　　〔评析〕　　一审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第七条的规定，判决向婚外同居人的遗赠无效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法学理论与实务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赞成该判决的人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体公正、法院审判的社会效果、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上进行论述。反对的人分别从法律适用原则上、法律

5、与道德的关系上、法院的独立审判与公众舆论的关系几个方面表达了对法治建设的忧虑。　　综合两级法院的判决，主要有三个理由，一、黄永彬的遗嘱行为和遗嘱内容违反公序良俗，应无效。二、黄的遗嘱实质上剥夺了蒋的合法财产继承权，违反《婚姻法》关于夫妻相互享有继承权的规定，应为无效。三、本案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规定，不应适用《继承法》。笔者分别对以上三点提出质疑，求教于大家。　　质疑之一、该遗嘱是否违背了公序良俗　　关于对婚外同居人的遗赠行为的效力，有不同看法。梁慧星先生在其《市场经济与公序良俗》一文中明确写明，对婚外同居人的赠与和遗赠行为属违反公序

6、良俗的行为，应无效[1]（P57）。但台湾地区王泽鉴先生认为：“在现代多元化社会，关于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难期定有一尊之见解，关于性自由及性道德之观念，亦正处于过度变迁时期，其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实难作绝对肯定之判断。”[2]（P141）　　笔者认为，本案中死者黄永彬所立的遗嘱并未违背公序良俗，理由如下：　　一、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对象　　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合称公序良俗，是现代民法通行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民事主体的行为应当遵守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不得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　　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在性质上属于一般条款，对立法、司

7、法和民事活动都有指导和约束的作用，许多具体条款都是公序良俗原则的具体化。公序良俗原则还有补充作用，弥补具体规范的不足。公序良俗原则的内涵与外延很不确定，“只是为法官指出了一个方向，由法官朝着这个方向进行裁判，至于在这个方向走多远，全凭法官自己判断”〔1〕（P61）。从这个意义上讲，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授权法官于个案中进行判断。如果法官认为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即可宣布其行为无效，从而维护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　　但我们必须清楚，民法上讲的违背公序良俗原则的行为无效，指的是，法律行为违反公序良俗无效。民法要判断的是：当事人实施的法律

8、行为是否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而不是当事人的一切行为。法律行为无效制度的实质并非在于对违法行为或违反道德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