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学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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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儒学与社会主义一、儒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首先我觉得儒学与社会主义这个题目非常好，可能五年前、十年前都不大可能会开这样的会，因为很长时间，无论儒学这个词还是社会主义这个词，对很多人都有点可疑，会担心是否要回到过去。但是，儒学现在已经成为显学，而从今天的会来看，各派的人都有，大家都觉得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值得认真讨论。我认为这是很大的进步。2005年我有一篇文章叫《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关于中国的软实力》，其中表明了我个人的价值顺序是：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　　我当时觉得如果中国不坚守社会主义的话，这个自由很可能是少数人

2、的自由，富人的自由，老板的自由，而不是全体劳动者的自由;同时，如果不坚持保守主义即保守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不坚持保守中国文化基本价值的话，这个自由很可能是殖民地的自由，买办的自由。我现在基本上还是坚持这样的判断。但是今天我想讲的一个题目是儒家的自我节制，也就是在儒学已经成为显学的今天，要防止把儒家万能化，好像儒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或宪政体制，似乎无所不能。　　儒家的界限在哪里?什么是儒家做不了的或者不能做的?还是仍然像当年牟宗三所提出来的那样，儒家先从道德主体自我坎陷，转出知性主体，然后从知性主体再转出民主，似乎所有东

3、西都要从儒家开出来?这个我是一直都怀疑的，所以在很多方面我讲的东西可能仍然回到我80年代的立场。大家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文化热，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全盘西化的开始，但实际上并不是。80年代杜维明在新加坡召开了一个会，题目大概就是儒学与现代，是把我当成西化派的代表请去的。　　我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所有人包括余英时等都感到意外，因为他们发现我并不是所谓西化派，而主要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出了几个问题：在一个现代社会，我当时用的是马克斯韦伯的概念，即在一个工具理性主导的工商社会，儒家的位置何在?儒家的发展方向何在?我主要

4、批评的是海外新儒家从牟宗三到杜维明的一个路线。　　这个会为什么会在新加坡开?因为当时很多人正在提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和儒学相关，把新教伦理的命题转化为一个儒家的命题来证明儒家不但没有阻碍社会的发展，甚至是东亚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主要的资源。我觉得甘阳这样一个阐述非常有意思的是，实际上他看到了1949年以后中国搞的社会主义与儒家有契合性。契合性在哪里呢?就是它们都有道德理想。从这个角度来讲，儒家与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之间似乎不是紧张。儒家与社会主义的真正紧张是在这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调和的时候。　　大家知道1949年以后资本主义就被干掉了

5、，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资本家才能再回来，所以1949年到1978年这一段，在资本主义被干掉的情况下，儒家与社会主义倒是蛮亲和的，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么紧张。相反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资本主义大肆盛行，儒家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似乎就变了。我们看到甘阳对这个问题非常有趣的分析。但是如果要从怀疑和批评的角度看，我觉得1949年到1978年这一段，虽然资本主义在中国处于风卷残云的阶段，儒家和社会主义还是有很大的紧张性。为什么呢?社会主义有两大支系，一个就是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　　1949年以后到1978年，尤其是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科学社会

6、主义在中国主要体现为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儒家和社会主义当然有契合的一面，就是儒家有大同之类的社会理想，这与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是有勾连的。另外，共产主义革命很重视人的道德形象塑造，毛泽东有一句诗叫做六亿神州尽舜尧，这与儒家强调对道德人格的塑造似乎也类似。　　二、社会主义的文明基础　　我最近谈得比较多的是文明自觉，给自由主义的朋友也是谈文明自觉，叫自由主义之文明自觉;给社会主义者就要谈社会主义之文明自觉，因为对中国学者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如果我们缺乏文明自觉，这些现代的意识形态听起来很好，在中国也未必不能付诸实施，但必定

7、会出现偏差，最终也会导致我们陷入理论的牢笼中，而不能在理论上有所创发。也就是说，文明的自觉不仅仅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对于我们这些读书人来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我对社会主义概念没有多少研究，我只是望文生义地谈谈吧。　　我觉得，社会主义应该是以社会为主体的一套义理体系。那我们就要问：何为社会?何以社会?社会何为?我大概从这三个问题讨论文明自觉。第一个问题是何为社会，也即谁是社会，社会在哪儿。谈到社会这个词，我马上会想到，很多朋友的研究中都把社会与国家作为分立甚至是对立的关系处理，那我们需要理清，究竟社会在我们整个讨论的架构中处于什么

8、位置;所谓何以社会的问题，是成千上万的人通过什么方式连结成为一个社会，社会靠什么成形、保持;第三是社会为何，即人们连结而成的这个社会究竟要什么，想干什么，有什么共同的意愿。要回答这三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进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