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清末财政的急剧扩张诱发了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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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财税收入的剧增，与新增加的各种捐税有着直接的关系。据统计，清末各地征榷的名目，计有肉捐、车马捐、厘捐、酒捐等不下百种，这些历朝历代闻所未闻的税目几同于天罗地X，X住了黎民百姓，更X走了他们本就有限的钱财。　　　　大体上说，中清末财政的急剧扩张诱发了辛亥革命由写论文的好帮手.提供,.国的传统政治是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而所谓的“中央集权”也只有在中央层面上才是真正的集权，地方上则是一种相对放任的半自治政治。实事求是的说，这种政治模式的运作成本和资源需求都不高，因而不需要大量的征收赋税，这对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3、但在战争之后的大变局及列强的重重压迫下，1901年后开始的清末新政以极快的速度演变成为一场全方位的改革，而各项新政举措的重大开支与传统的赋税状况产生了极大的冲突，由此也对清末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清末新政靠的是“赤字财政”　　历史学者王树槐在《清末民初江苏省的财政》一文中指出，“财政为行政之母，财政不健全，行政则无从发挥其功能。近代政治革新，社会福利措施，经济发展，无不以财政之健全与否为成败之关键：一在办事非钱莫行，一在筹款必有良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之失败，理由固多，而财政尤为其重要理由，清末如此，民初亦然。”　　自康熙朝以来，清

4、廷即标榜并坚持“永不加赋”的国策，但在“不加赋”的前提下，清廷只能维持一个不作为或少作为的“小政府”，这在十九世纪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中，显然是不合时宜的。钱不是万能的，但搞新政、练军队、办实业、兴学堂、还有警政、地方自治等等，不管主事者报什么样的美好愿望和善良动机，没有充足的资金保障，终究办不成。所幸清末新政的“总规划师”，张之洞与刘坤——这两位老成之臣在《江楚变法三折》中即附有一篇专门论及新政如何筹集巨款，实属有先见之明。　　曾任户部主事的何刚德在《客座偶谈》中说：　　“财政前清由户部专管，户部之库，余在京时奉派随同查过四次，出入

5、互有盈绌，盈时不过千万以外，缩时亦不过九百万以内。……至外省亦有省库，苏州有藩、粮二库，余任首府，凡遇巡抚司道交代，每年不止查过一次，为数不过数十万，间有过百万者甚少，缄藏严密，毫无假借。此省库也。江苏算是大省，而所藏不过如此，则小省可知。计部、省各库，计算不过三千万，视乾隆时部库尚存七千万者，殆已不及，中国可谓贫矣。”　　乾隆时期是清朝积累最繁盛之时，仅部库即有7000万两的盈余，但在嘉庆道光咸丰三朝不过五十余年的时间里，这些钱即被国内的各种乱事消耗一空，特别是咸丰时期，为了扑灭起事的太平军、捻军，国库告罄，国力凋敝。直至同治、光绪年间近

6、三十年的恢复，清廷的财政收入才勉强恢复到8000万两左右的规模，但刨去各项开支后，每年所剩不过数百万两甚至不敷使用，有时甚至要靠短期借债方可度日。　　据不完全估计，慈禧太后在庚子年前的主政时期，清廷的财税收入仅占全国GDP的3%（但不容忽视的是，因地方上的各种陋规及腐败，老百姓的实际负担又远远超过3%），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靠总税务司赫德主管的海关所缴纳。中央财政极其有限的财税收入，不免令洋务运动大打折扣，光打造一支北洋舰队就历时十余年，其间资金腾转挪移的辛酸，恐怕只有李鸿章心里最清楚。　　清末推行新政的时机并不算好，仅“庚子国变”所闹下的

7、巨额赔款，已足以令清廷喘不过气来。但是，在“不变亦亡、亡国亡种”的压力下，清廷为推行新政，也只能以“赤字财政”作为代价。据周育民在《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一书中的统计，1903年清廷的财政收入为10492万两，支出为13492万两，当年赤字3000万两；到了1910年，累计的赤字已达8000万两，而后一年（1911年）的预算收入为29696万两，预计支出为33865万两，当年的预计赤字就高达4000万两，如果加上历年的累积赤字，几乎占到了当年预算收入的一半。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清廷最后十年的财政收入有了极大幅度的增长，但支出的数额却更大，这显

8、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理由。　　　　财政支绌愈演愈烈　　自古以来，各朝代均奉行重农抑商、压抑私人资本的政策，商业发展水平缓慢迟滞。新政推行后，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即成为当务之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