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解读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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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解读“新常态”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机遇”论坛企业界、学界朋友们大家好。我想谈一谈我对美国、欧洲和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之间差异的看法，以及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态势怎么样，企业在此环境下有哪些机会点。“新常态”这个名词实际上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造成全世界的经济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华尔街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当时这些华尔街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出现增长率低、失业率高的现象，这会造成在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融资空间非常大。从2008年底2009年初提出这个概念以后，这几年的情形，确实就像他们当时预期的那样。　　发达国家谁敢改革　　以美国为例，其在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是1.9％，今年预期的经济增长率是2.1％，有所增长，但是跟它长期经济增长在3个百分点相比，目前还没有达到正常水平。　　而且一般在危机之后，通常会有7至8个百分点的增长。而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美国要到2016年其经济增长率才能恢复到3个百分点。　　从失业率来看，目前已经降低到6.3％，跟危机以前持平。但衡量美国的失业率，还要看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劳动参与率。目前在美国劳动适龄人口的参与率比危机之前是低了3个百分点的。实际上，美国失业率还是达到10％。　　欧洲的情形也不乐观，在2012年的时候经济第二次出现负增长。2013年是-0.4％，今年原来预计会好一点，但上半年情形不好，所以很可能欧洲今年的 增长率在1％以下。像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西班牙、希腊，其失业率达到25％，刚毕业的年轻人失业率超过50％。像法国或者是其它的北欧国家，失业率一般也是10％以上。日本的情形一直不好，从1991年一直陷入到20年不增长的低迷中。安倍晋三上台以后，想恢复日本经济。但实际上2013年日本经济增长率是1.5％。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1.3％。安倍下了那么多功夫经济还是没有恢复生机。失业率超过5％，当然了比美国比欧洲的失业率是低，但是过去日本失业率一般是1％至2％，现在5％左右对它来讲已经是高失业率了。　　那么，在这种低增长高失业的情况下，为什么金融市场上的投资空间非常大？因为增长率低失业率高，政府的失业救济社会开支就要增加。增长率低的情况下，增长的财政税收不增长而是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就会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之下，发达国家很难继续用扩大财政赤字的方式去刺激经济。所以一般的做法是用货币政策，把利率降低，货币适当多次进行宽松。欧洲中央银行目前宣布继续放宽，目的是希望用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或者是去鼓励消费，来使经济不会继续向下。　　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降低政府举债的成本。在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流动性非常多。就会鼓励金融投资家到股票市场和金融市场和各种大宗市场上进行投资。　　以美国为例，危机之前美国的道琼斯指数达到13000点，这是有泡沫的。现在的美国实体经济没恢复，而道琼斯指数已经达到19000，是不是代表泡沫更大？在股票市场投资的人心知肚明，这么高的价格指数是不正常的，但是因为利息那么低，等于那些投资是不需要成本的。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任何信息都 可能导致它股票市场会有大的下降，或者是很高的上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新常态”之下投资的空间会非常大，然而平均的回报率实际上是不高的。　　而这种情形，在发达国家很可能是长期的。因为我们知道，一般一个国家发生金融、经济危机，必然代表该经济体有一些结构性问题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够使经济恢复正常的活力和增长。但是危机已经过去6年了，大家都知道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但发达国家到今天还不去进行真正的改革，原因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是：工人的工资下降，政府给工人的福利减少，金融机构必须去杠杆化，政府的财政赤字减少。为什么6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们的政府不做呢？因为这些结构性的改革在推行的时候，通常是行不通的。　　如果说工资跟福利减少，当然消费和需求就减少了。如果金融机构去杠杆，贷出去的钱就少了，消费、投资就会减少。如果政府的财政赤字减少了，同样政府支持消费和投资的钱也少了。我们知道，投资和消费对经济来讲，是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投资、消费下降，经济增长率就会更低，失业率就会更高了。现在发达国家目前的失业率都已经在历史高位。结构性改革重要，但基于短期的政策考虑，它们没有去推行这种能够对国家发展有利的措施。　　现在，欧洲中央银行准备用货币贬值的方式来创造结构改革空间，美国、日本、英国这些国家，也同样会采取该政策来对付它。这就是经济学里讲的竞争性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没有办法给自己国内的结构性改革创造一个必要的空间，结构性改革就一直不能推行下去，经济就会长期疲软，失业率就会长期高。在这种状况之下，政府的货币政策就会长期的宽松，利率非常低。在金融市场上的投机非常多，泡沫会非常大，风险非常高。这是发达国家的新常态。 　　机遇在海外　　我们国家的新常态是什么呢？我想从增长率、失业率来分析。　　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率会往下调。但是调到多少呢，调到7％、6％，还是多少？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到现在，连续18个季度不断下滑，而且可能继续下滑，这个底可能是5％可能是6％。有一种中国经济崩溃论，现在在国外非常盛行。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的新常态，我们的经济增长的底在哪里？　　必须首先了解，从2010年一季度以后，经济增长率下滑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中国内部的结构性因素造成的，还是其他因素造成的？　　首先，我们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肯定有结构问题，这点不能忽视。但我认为，从2010年一季度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主要不是内部结构性的原因，是外部国际转型的结果。因为从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是10.4％，2011年是9.3％，2012年是7.7％，2013年也是7.7％，确实是不断下滑。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2011年平均增速是10.1％，2012年是5.3％，2013年是4.9％，和我们一样是下滑的，且下滑幅度比我们大。比如巴西，2010年增长速度是7.5％，2011年只剩下2.7％，2012年仅为0.9％，2013年只有2.2％。　　不仅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一些所谓的高增长国家增速也在下降。韩国2010年增长速度是6.3％，2013年只有2.8％；新加坡2010年是14.8％，2011年只剩下5％，2012年仅为1.3％，2013年为3.7％。它们的表现情形跟 我们一样不济。这些国家在同一个时间，经济增长的总态势是一样的，只能说一定有共同的外部原因。　　分析一个国家的短期增长，主要看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从中国来讲，因为现在占世界经济50％的发达国家，美国、日本，现在趋于常态当中，经济增长非常疲软，消费增长非常慢。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当然就不像过去那么旺盛了，所以第一驾马车就跑得慢。　　第二驾马车投资，2008年发生经济危机以后，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去搞一些投资项目。这些投资项目现在经过6年，不是已经建成就是即将建成，如果没有新的项目投资，增长率就下滑，第二驾马车就下滑。　　整个经济就靠第三驾马车，就是消费。我们国内消费是比较旺盛的，去年消费增长率是9％，在此情况下中国才有办法维持7％的增长。所以中国增长下滑并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是内部体制机制的原因，主要是国际外部的格局。　　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国有没有办法达到今年年初所提出的7.5％左右的增长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中国和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在危机之后，经济非常疲软。但我们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代表什么？　　首先，即使现在的产业过时，还可以产业升级，还可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建得很多，但是城市内部的地下管网还有投资的机会。 　　第二，城市化，中国目前城市化的比例只有50％，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在80％至90％。在中国好的投资机会还是非常大，这是跟发达国家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的产业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它要是过剩的话，这些投资机会在那边找不到。它们的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城市化比较好。这点在判断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差异时一定要考虑。　　中国政府的负债积累下来占GDP比重约50％，发达国家普遍超过100％，所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一些必要的微刺激，资源是非常多的。不仅政府有钱，老百姓的储蓄率高达50％。所以，可以用政府的钱来启动民间资金。　　第三，要投资就要进口先进的设备。判断中国的情形，要先判断其它发展中国家，它们要么财政上已经负债累累，要么民间储蓄非常低，想投资也没钱。这种状况下，我认为中国有能力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靠启动内需来维持7.5％左右的经济增长。　　从比较长期的增长来讲，7.5％当然比9.8％已经下调了2％的增长速度。长期来看，那些高增长的国家，他们一般是20年的8％到9％的增长，再降到6％、7％。从历史增长来看，我们已经增长了35年了，肯定要下滑了。　　换个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和经济，当它的收入，按1990年的国际购买力的评价计算，人均收入达到1100美元时经济增长率就下滑，这包括德国、日本、韩国等。按此评价标准，中国也很快会达到1100美元的点。所以从历史来看今天，中国也可能会降到7％左右。　　我们必须了解一个经济体快速发展的原因，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附加价值不断提高，对发达国家是这样，对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 　　发达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里，靠技术化产业升级维持的增长率是3％。部分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在一段时期内可以达到7％、8％、9％，甚至更高呢？最主要的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一点不同，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其技术、产业都在增长。　　我们知道发明需要的投资会增大。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我们有很多机会，这种情况下，风险和成本就小得多。这就是经济学所讲的后发优势，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维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判断一国高速增长的前提是，判断这个国家的消费、后发优势。我觉得比较好的衡量指标是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人均GDP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考察这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这一指标反映的是该国的平均劳动力和技术水平。　　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当前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01年、新加坡在1967年、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时与美国的差距。　　这几大经济体利用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差距的后发优势，日本实现了20年年均9.2％的增长，新加坡20年年均8.6％，中国台湾20年年均8.3％，韩国实现20年年均8.6％的增长。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后发优势的潜力，从2008年开始，应该还有20年8％的增长潜力。这个潜力要发挥出来，条件是按照比较优势去用后发优势进行投资。这些条件都满足的话，8％的潜力就会被变成真实的8％的增长率。但由于国内的新常态，中国的增长率可能会比8％低。 　　我认为国内投资很多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因此靠投资创造的内需和就业机会，消费就会随之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应该距离8％不会太远，明年在7％到7.5％之间。　　我提出这样的目标的设想，一方面是技术的潜力，第二方面可以从我们可以动员的资源来看，同时也是从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两个“翻一番”这样的增长目标来看。两个“翻一番”，其中一个是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平均应该在7.3％。　　因为前面几年增长比较快，所以从2014年到2020年，如果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6.8％，那么国内生产总值就能“翻一番”。而第二个增长的目标“翻一番”，是城乡人均收入“翻一番”。我们现在人口增长率0.5％，如果把0.5％加上去的话，6.8％再加上0.5％是7.3％。那么从2014年到2020年平均增长率应该达到7.3％，十八大提出的第二个“翻一番”才能实现。　　在未来5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在7％到7.5％的增长当中，给企业家什么机会？一个是海外并购的机会，一个是中国企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链转移到海外的必要性。　　海外并购的机会为什么是重要的？因为如果说我们要维持每年7％到7.5％的增长，前提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就是研发、互联网、基因工程、纳米、新能源等，给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弯道超车的机会。包括阿里巴巴要在美国上市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IPO，这些都是机会。 　　在传统制造业上面也有非常多的机会。中国现在人均收入6800美元，德国4.5万美元，日本3.8万美元，韩国3.6万美元，这代表中国整个制造业平均水平跟它们还有差距。　　中国每年出口非常多，进口也非常多。进口除了原材料之外，很多的都是技术水平、资本含量比我们高的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在国内研发或到国外去嫁接都很有前景。　　第二，中国现在被称为“世界工厂”，是因为有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目前工资水平是一个月500美元的平均水平。按照202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到2020年是1000到1200美元。　　那种情况下，中国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必然要失去竞争优势。失去竞争优势必然留在国内或死在国内。这种情况下很像1960年代的日本，和1980年代的亚洲市场。少数加工出口的服装、玩具、制鞋的企业，可以留下少数企业，留下两端，去做品牌、营销和研发，大量加工必须到海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利用当地工资水平低的优势创造价值。　　这实际上是工业革命以来，从英国、美国、欧洲国家到日本、亚洲四小龙，从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国家，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转移的路径。转移到哪里去了？越南、柬埔寨，还有印度尼西亚，再远一点孟加拉国。但是我觉得需要看得更远一点，就是非洲。非洲现在有10亿人口，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劳动力，与中国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时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当时中国是10亿劳动力大部分在农村，而且是年轻劳动力。 　　非洲目前的工资水平在全世界是最低的，而且只有非洲有办法承接中国这么大的劳动力。如果哪一天非洲的工资上涨了，全世界就没有再低工资的地方了，密集型的产品只要有人在用，这个地方就是最后一站。　　我们来看看1980年代的中国台湾、香港以及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说制鞋业。当时香港的大企业，到目前还是大企业；大企业当时在台湾已经消失了，小企业去了以后抓住机会变成了超级大企业；韩国当时因为没有大企业进来，成就了1980年代全世界最大的制鞋企业。　　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掌握了去非洲这个机会，大企业继续是大企业，小企业很可能变成大企业，如果你不愿意去可能你就没有了。但是到非洲去，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